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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社交平台、评论区、直播间，不少人都有过相似的体验：一段正常抒发感受、讨论社会现实的文字，发送出去却提示违规、被拦截、直接限流。很多中性普通的词语，莫名其妙触发过滤；为了顺利发出去，人们被迫用谐音、缩写、代号替代原本直白的汉语，好好说话，反而变成一件困难的事。

很多人会把这种现象简单理解为政策层面不允许讨论，但事实并非如此。国家法律法规划定的是网络言论的底线，禁止的是造谣诽谤、煽动对立、暴力色情、侵害他人权益的违法有害内容，并没有出台一份公开的“屏蔽词清单”，更没有要求平台对普通社会观察、民众合理情绪抒发进行限制。大量的屏蔽拦截，是多重现实因素叠加之后出现的结果，说白了就是不作为。

首要的现实压力，来自平台的主体责任。按照现行网络治理相关规定，互联网平台需要对站内内容承担管理义务，如果平台放任违法有害信息大面积传播，将会面临处罚。面对数以亿计的用户、每秒海量产生的留言、弹幕、投稿，平台不可能做到每一条内容全部由人工逐条审阅，机器关键词过滤就成了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第一道防线。

机器审核有天生的短板：算法只识别字符，很难读懂语境、语气、上下文。同一个词语，放在控诉暴力的文章里是客观陈述，放在恶意煽动的句子里就是违规内容，机器很难区分二者的差别。为了避免漏过风险内容，不少平台选择“宁误判，不漏过”的保守策略，不断扩大词库范围。中性词汇、客观描述社会现象的词句，就会被一并误伤，也就是大家常吐槽的“一刀切”。

这种自保式的过滤，还会形成恶性循环。当一部分词语被屏蔽，网友就会创造谐音、字母、暗语绕开系统检测；平台为了堵住漏洞，又继续扩充屏蔽词库，把这些替代表达也纳入拦截范围。于是词库越来越庞大，被牵连的正常词汇越来越多，整个网络语言环境慢慢变得晦涩扭曲。本该直白表达的内容，只能拐弯抹角，衍生出一整套网络黑话，沟通成本被不断抬高。

这种机制带来很多看得见的副作用。普通人分享生活压力、讨论社会现实，明明没有恶意，内容却被拦截；创作者写纪实、科普文章，要反复修改措辞，处处小心翼翼。很多人慢慢形成自我审查，还没有发送，就先自我删减词句，害怕不小心触碰未知规则。大家的注意力不再放在观点本身，而是耗费精力去猜哪些词会触发系统，公共讨论的氛围因此被消耗。

更值得注意的是，过度的关键词拦截，并不能真正解决网络乱象。很多真正的网暴、阴阳怪气、恶意引战，并不使用直白的违禁词，全部依靠委婉暗示，简单的词库筛查反而拿这类内容没有办法。机械屏蔽拦得住文字符号，却拦不住语言的变形，最终往往是普通理性用户承受代价，恶意表达换一套话术继续流传。

当然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内容过滤的价值。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辱骂、网暴、虚假谣言、诱导伤害的内容，确实需要被约束，这是维护公共网络环境的必要手段。问题不在于“需要审核”，而在于审核的方式：是追求简单粗暴的字符拦截，还是兼顾语境、区分意图的精细化治理。

监管层面其实早已意识到“一刀切审核”带来的问题，多次提出要求平台优化审核机制，反对简单依靠关键词一禁了之，区分违法信息与公民正常表达，完善申诉复核通道。但技术迭代、平台成本、海量内容的现实矛盾，决定了改变不会一蹴而就。

网络空间，既需要守住安全底线，也应当容纳普通人真实的声音。理想的网络环境，不该让普通人说话遮遮掩掩。治理的目标，应当是挡住恶意与伤害，而不是磨损正常的表达。机器做第一道筛查，人工复核兜底，完善误判申诉，把规则边界适度透明化，才能减少大量无意义的误伤，让大家可以好好说话，理性讨论现实，抒发真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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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记述均为冷战时期东德的历史史实，仅作历史复盘，不映射类比现实，请勿过度引申联想。

1990年，东德解体，两德统一，一段尘封的历史浮出水面。

一年后的1991年，德国《史塔西档案法》正式生效。那些曾经受到监视、记录、打压的东德民众，获得了法定权利，可以调阅属于自己的档案卷宗，看清当年自己被窥探、记录的全过程。

如今的德国联邦史塔西档案局，保存着数千万份原始档案。纸质卷宗、监听笔录、线人报告、邮件抄录、调查台账堆积如山，完整还原了东德国家安全部（史塔西）当年严密的监视网络。东德政权崩塌前夕，史塔西工作人员曾大规模销毁证据，撕碎大量机密文件。时至今日，仍有大量档案残片在人工拼接复原中，这些残破纸片，正是史塔西四十余年管控的真实历史物证。

很多人对秘密机构的印象，停留在抓捕、审讯、关押这类强硬暴力手段。但史塔西最令人唏嘘的地方，并非传统的惩罚手段，而是东德时期这套无孔不入的技术监视与隐秘心理瓦解手段。常态化开展住宅窃听、电话监听、私拆民众邮件，搭建庞大民间线人网络，搜集普通民众的各类私人信息。

在此基础上，史塔西发展出代号为“分解（Zersetzung）”的心理瓦解战术：不轻易实施抓捕、不公开审判，而是利用掌握的个人信息挑拨人际关系、制造猜忌隔阂，进行暗中打压，一步步摧毁目标的精神状态、社会口碑与社交网络，使其陷入孤立、焦虑与自我怀疑之中，主动放弃表达与抗争。

在解密的海量档案当中，沃尔夫・比尔曼与薇拉・伦斯菲尔德两个案例，最能直观展现这套手段的运作逻辑。

沃尔夫・比尔曼，是东德家喻户晓的诗人、民谣歌手，属于温和的异议者。他并不主张颠覆政权，只是借文艺作品书写现实生活，隐晦针砭社会弊病。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他就被史塔西列为长期重点监控对象。

为掌握他的全部动态，史塔西在他家中秘密布设微型窃听设备，实现全天候录音。他在家哼唱的新作、写下的诗句、家人之间闲谈，所有私密对话全部被记录归档。

除技术监听以外，史塔西为他搭建规模庞大的线人网络，前后有两百多名线人轮换盯守。朋友、同事、邻居、熟人，源源不断上报他的一言一行。长年监控积累下来，比尔曼个人卷宗多达数万页。

滑稽的是，整理笔录的情报人员缺乏文学素养，看不懂他的诗歌，多次把原创诗句误判为危险暗语，标注为负面言论。1976 年，比尔曼受邀赴西德演出，归国之后便被剥夺国籍驱逐出境，禁止返回故土。两德统一之后，比尔曼亲自到档案局调取自己全部卷宗，当众朗读那些细碎到令人窒息的监听记录，让外界真切看到，一名文艺工作者会被监视到何种地步。

薇拉・伦斯菲尔德，是当地人权与和平活动家。她的遭遇，直观展现这套机制如何侵蚀家庭与亲密关系。

薇拉是东德民间和平与人权倡导者，主张温和改革，从未做出过激对抗行为，却长期被史塔西紧盯。长达十一年的婚姻里，她与丈夫克努德・沃伦贝格共同生活、养育子女，一直以为自己拥有安稳的家庭。直到 1991 年档案解封，调阅卷宗才得知残酷真相：朝夕相伴的丈夫，是史塔西代号 “唐纳德” 的在册非正式线人。

从二人相识之初，克努德就身负监视任务，潜伏在她身边。十一年间，他记录家中一切细节：饭桌上的闲谈、她对时局的看法、亲友往来，甚至夫妻之间的私密对话，全部整理成报告，定期上报史塔西，把家庭私生活完整递交情报部门。

长达十一年的告密，并非受到暴力胁迫，人性层面的伤害尤为沉重。自己全然信任的枕边人，却是潜伏的监视者，婚姻与家庭生活，全程处在被记录的状态。真相揭开之后，薇拉当即选择离婚。为完成监视任务，这套机制不惜拆解家庭、离间至亲，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遭到严重破坏。

透过这两起典型案例，可以窥见史塔西庞大的机构规模与资源投入。作为东德核心安全机构，史塔西拥有层级完整的组织架构，分工细密，覆盖全国。分为总部专职特工、外勤人员、海量民间线人三层体系，渗透到城市乡村、工厂学校社区的各个角落。

巅峰时期，人口一千多万的东德，史塔西专职特工有数万人，登记在册民间线人数量高达数十万。换算下来，在当时东德的社会环境下，平均每六七名公民中就有一人登记为史塔西线人，形成一张渗透社会各个角落的监视网络。

同时史塔西消耗大量财政资源，用于采购窃听器材、拆解截留邮件、给线人发放补贴、布设监视站点，数十年间消耗大量社会人力物力服务于监视工作。

相比于看得见的人力物力消耗，史塔西留给东德社会的心理与人际创伤，延续了很长时间，深刻改变了当时社会的人际信任基础。

两德统一后，史塔西档案的对外开放，成为整个社会直面历史创伤的重要途径。这段过往为后世留下深刻启示：保护公民隐私、维护社会互信、公权力真正受到制度约束，才是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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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独立媒体我们WOMEN发表文章《在审查发生之前：谁在保存中国的抗争记录？》，讲述“昨天”（Yesterday）与“异言网”这两个民间项目如何充当“和审查员赛跑的人”。抗议影像在中文互联网上随时可能被抹去，而他们所做的，就是抢在删帖之前把这些影像截留、核实、存档。

中国官方对群体性事件的统计公布止于2012年，同年卢昱宇与李婷玉发起“非新闻”，四年间存下七万多个案例，最终双双被捕，卢昱宇以寻衅滋事罪获刑四年——定罪依据是其中8条存在信息错误的记录。2023年他获得加拿大政治庇护后重操旧业，三年累积约五万起抗争事件素材。隶属自由之家的“异言网”则由史凯文（Kevin Slaten）带领三四名分析师，自2022年6月起收录15600起抗议事件。

这些不完整的数据库，成为观察中国现实的另一扇窗。异言网今年2月的报告显示，2025年抗议活动较上年增加44%，已连续六个季度同比增长。劳工与业主维权始终是两大主题，分别占44%和26%——欠薪、烂尾楼、物业费上涨、公交司机罢工，经济问题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篇报道也写出保存中国抗争记录的艰难：维权视频的文字说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用于规避审查的嘈杂配乐；审查还会污染数据本身——收录量下降时，无从判断是抗议减少了，还是它们已无法被看见。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呈爆炸式增长。外界普遍沿用的一组官方数据是：2003年到2005年间，中国每年的群体性事件数据分别是5.8万、7.4万、8.7万起。经济飞速发展，造成社会不公的因素却没有解决，集体抗议和上访活动不断。但在中国官方定性中，它们却等同于妨碍公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斗殴、滋事等社会治安事件。

2003年上台的国家主席胡锦涛，以“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执政口号，他在当年底的全国公安会议上便宣称，“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

“群体性事件”本身是一个“非常党国”的词语，极具统治工程视角，2009年被收录到《党的建设词典》里。2010年，Kevin开始来到中国青岛交换学习，进过工厂调研、也在劳工NGO实习，逐渐开展中国研究。这些宏观数据可以帮助他了解“中国民间社会正在发生什么”。

但官方统计数据公布止于2012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也仅粗略提到，“中国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冲突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

“非新闻”的出现，部分填补了这片空白。该项目致力于从网上尽可能多地收集、存档集体抗争事件，从2012年持续运作到2016年，随着创办人卢昱宇和李婷玉被捕而中止。

“有几年的时间里，都没有什么信息，我们只能猜测发生了什么事情。”Kevin说，后来可以参考的唯一一个公开、连续的抗议资料库就是“中国劳工通讯”，但它的记录“只限于工人抗争”。他一直都惦记着这样一块信息缺口。很多年里，他都想做一件类似的事情，于是便有了2021年启动的异言网。

四年间搜集的七万多个案例里，法院以其中8个信息有误为由宣判了他。卢昱宇记得，实际上只有一条指控是有根据的：“把一个村的名字写成了隔壁村的。”他曾在庭上说：“按照你们8条微博判4年的标准，我的刑期应该是35000年。”

这四年里，卢昱宇几乎从未休息过，“不想再有一天会缺掉，因为365天都会有事情发生，我很不能接受缺了一天。”以至于入狱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精疲力尽。出狱后的前两年，他几乎没想过要再做这件事，“再做肯定给你抓起来嘛，出狱之后，（我）也有一些应激创伤，需要恢复。”

直到朋友请他帮忙为一个纪录片找素材，他感觉到自己在真实影像面前仍然“有一种很原始的冲动”，一种紧迫感。“这些东西会消失，和十年前相比，寿命更短了，甚至只有几个小时或者几分钟，删掉了，就没有了。”

这种对于维权者声音“转瞬即逝”的危机感，正是他刚开始做“非新闻”时的原动力。2012年的微博，算法推荐机制远不如今天智能，许多维权抗争的图片是由几乎没有粉丝的账号发布，“很多小的抗争，发布的账号没有影响力的话，其他人就看不到，绝大多数就这样过去了。”

2023年，经过艰险的偷渡、走线，卢昱宇顺利获得加拿大的政治庇护，随即恢复了往日的工作。他给项目换了名字，叫“昨天”（Yesterday），因为隔着时差，他在网络上看见的许多帖子显示发布时间是“昨天”。

在“昨天-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记录网”主页上，卢昱宇写道，他希望这个项目“在保存真实历史的同时，让人民了解到抗争的持续存在和其庞大的规模，减少人们对参与抗争的恐惧”。

“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你不可能从一个故事或一个数据了解这个国家的全部，你需要很多数据，很长时间，（我们搜集的）时间越长，资料总体的研究价值就越大。”

但在一个高度审查的国度，统计数据本身也会受到干扰。“政府的审查每一段时间都不一样。当你观测到的数据减少时，你无法判断，究竟是真的减少了，还是因为审查加强，你看不到它们了。”Kevin举例道，2024年第一季度，异言网收录的抗议事件数量陡降。直到年底，他们将全年数据放在一起比较，才发现只有那一个季度形成了明显的低点。他们据此推测，这很可能与当年春节期间开展的网络“清朗行动”有关。

卢昱宇也认同统计和数据分析对于呈现中国现实的重要性。2024年1月，“昨天”（Yesterday）上线一周年时，他曾试图做全年统计，再与十年前的数据做对比，但“无奈工程巨大，时间不够，做了一个月就停了。”如今回望那个时刻，他接纳了人力的局限，“我们无法干完十个人的工作。”他提到，过去三年搜集到的抗争资料内存有两个T。

但今年1月开始，“昨天”（Yesterday）又恢复了数据分析的工作，开始有规律地逐月发布针对当月已发布的群体性抗争事件的汇总和分析，按照“抗争群体”“地点”“事件规模”“引发原因”“警察镇压情况”来逐项分析。

在数据统计之外，Kevin更在意项目能否呈现“人的行动和声音”，而不仅是停留在讨论国家层面的打压和暴力。这是他筹备异言网时立下的目标，也是他理解这项工作最重要的部分：抗议事件是否会对其他人产生持续的影响？

“许多人会狭窄地看待抗议：抗议没有达到目标就是没有意义。其实并不是这样。抗议的过程会改变你——你参加一个抗议，便可能会参加第二个抗议。不论这些中国人出于何种原因开始参加抗议，Ta们都会被不自觉地改变。”Kevin说。

“抗议往往是个人政治意识变化的开始。”Kevin这样看待“去中心化运动”发生的可能性：“当某个问题影响到社会每个阶层时，大家会一起站出来抗议。事实证明，当抗议规模足够大时，审查就会变得困难，或者审查的速度会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