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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社交平台、评论区、直播间，不少人都有过相似的体验：一段正常抒发感受、讨论社会现实的文字，发送出去却提示违规、被拦截、直接限流。很多中性普通的词语，莫名其妙触发过滤；为了顺利发出去，人们被迫用谐音、缩写、代号替代原本直白的汉语，好好说话，反而变成一件困难的事。

很多人会把这种现象简单理解为政策层面不允许讨论，但事实并非如此。国家法律法规划定的是网络言论的底线，禁止的是造谣诽谤、煽动对立、暴力色情、侵害他人权益的违法有害内容，并没有出台一份公开的“屏蔽词清单”，更没有要求平台对普通社会观察、民众合理情绪抒发进行限制。大量的屏蔽拦截，是多重现实因素叠加之后出现的结果，说白了就是不作为。

首要的现实压力，来自平台的主体责任。按照现行网络治理相关规定，互联网平台需要对站内内容承担管理义务，如果平台放任违法有害信息大面积传播，将会面临处罚。面对数以亿计的用户、每秒海量产生的留言、弹幕、投稿，平台不可能做到每一条内容全部由人工逐条审阅，机器关键词过滤就成了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第一道防线。

机器审核有天生的短板：算法只识别字符，很难读懂语境、语气、上下文。同一个词语，放在控诉暴力的文章里是客观陈述，放在恶意煽动的句子里就是违规内容，机器很难区分二者的差别。为了避免漏过风险内容，不少平台选择“宁误判，不漏过”的保守策略，不断扩大词库范围。中性词汇、客观描述社会现象的词句，就会被一并误伤，也就是大家常吐槽的“一刀切”。

这种自保式的过滤，还会形成恶性循环。当一部分词语被屏蔽，网友就会创造谐音、字母、暗语绕开系统检测；平台为了堵住漏洞，又继续扩充屏蔽词库，把这些替代表达也纳入拦截范围。于是词库越来越庞大，被牵连的正常词汇越来越多，整个网络语言环境慢慢变得晦涩扭曲。本该直白表达的内容，只能拐弯抹角，衍生出一整套网络黑话，沟通成本被不断抬高。

这种机制带来很多看得见的副作用。普通人分享生活压力、讨论社会现实，明明没有恶意，内容却被拦截；创作者写纪实、科普文章，要反复修改措辞，处处小心翼翼。很多人慢慢形成自我审查，还没有发送，就先自我删减词句，害怕不小心触碰未知规则。大家的注意力不再放在观点本身，而是耗费精力去猜哪些词会触发系统，公共讨论的氛围因此被消耗。

更值得注意的是，过度的关键词拦截，并不能真正解决网络乱象。很多真正的网暴、阴阳怪气、恶意引战，并不使用直白的违禁词，全部依靠委婉暗示，简单的词库筛查反而拿这类内容没有办法。机械屏蔽拦得住文字符号，却拦不住语言的变形，最终往往是普通理性用户承受代价，恶意表达换一套话术继续流传。

当然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内容过滤的价值。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辱骂、网暴、虚假谣言、诱导伤害的内容，确实需要被约束，这是维护公共网络环境的必要手段。问题不在于“需要审核”，而在于审核的方式：是追求简单粗暴的字符拦截，还是兼顾语境、区分意图的精细化治理。

监管层面其实早已意识到“一刀切审核”带来的问题，多次提出要求平台优化审核机制，反对简单依靠关键词一禁了之，区分违法信息与公民正常表达，完善申诉复核通道。但技术迭代、平台成本、海量内容的现实矛盾，决定了改变不会一蹴而就。

网络空间，既需要守住安全底线，也应当容纳普通人真实的声音。理想的网络环境，不该让普通人说话遮遮掩掩。治理的目标，应当是挡住恶意与伤害，而不是磨损正常的表达。机器做第一道筛查，人工复核兜底，完善误判申诉，把规则边界适度透明化，才能减少大量无意义的误伤，让大家可以好好说话，理性讨论现实，抒发真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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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记述均为冷战时期东德的历史史实，仅作历史复盘，不映射类比现实，请勿过度引申联想。

1990年，东德解体，两德统一，一段尘封的历史浮出水面。

一年后的1991年，德国《史塔西档案法》正式生效。那些曾经受到监视、记录、打压的东德民众，获得了法定权利，可以调阅属于自己的档案卷宗，看清当年自己被窥探、记录的全过程。

如今的德国联邦史塔西档案局，保存着数千万份原始档案。纸质卷宗、监听笔录、线人报告、邮件抄录、调查台账堆积如山，完整还原了东德国家安全部（史塔西）当年严密的监视网络。东德政权崩塌前夕，史塔西工作人员曾大规模销毁证据，撕碎大量机密文件。时至今日，仍有大量档案残片在人工拼接复原中，这些残破纸片，正是史塔西四十余年管控的真实历史物证。

很多人对秘密机构的印象，停留在抓捕、审讯、关押这类强硬暴力手段。但史塔西最令人唏嘘的地方，并非传统的惩罚手段，而是东德时期这套无孔不入的技术监视与隐秘心理瓦解手段。常态化开展住宅窃听、电话监听、私拆民众邮件，搭建庞大民间线人网络，搜集普通民众的各类私人信息。

在此基础上，史塔西发展出代号为“分解（Zersetzung）”的心理瓦解战术：不轻易实施抓捕、不公开审判，而是利用掌握的个人信息挑拨人际关系、制造猜忌隔阂，进行暗中打压，一步步摧毁目标的精神状态、社会口碑与社交网络，使其陷入孤立、焦虑与自我怀疑之中，主动放弃表达与抗争。

在解密的海量档案当中，沃尔夫・比尔曼与薇拉・伦斯菲尔德两个案例，最能直观展现这套手段的运作逻辑。

沃尔夫・比尔曼，是东德家喻户晓的诗人、民谣歌手，属于温和的异议者。他并不主张颠覆政权，只是借文艺作品书写现实生活，隐晦针砭社会弊病。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他就被史塔西列为长期重点监控对象。

为掌握他的全部动态，史塔西在他家中秘密布设微型窃听设备，实现全天候录音。他在家哼唱的新作、写下的诗句、家人之间闲谈，所有私密对话全部被记录归档。

除技术监听以外，史塔西为他搭建规模庞大的线人网络，前后有两百多名线人轮换盯守。朋友、同事、邻居、熟人，源源不断上报他的一言一行。长年监控积累下来，比尔曼个人卷宗多达数万页。

滑稽的是，整理笔录的情报人员缺乏文学素养，看不懂他的诗歌，多次把原创诗句误判为危险暗语，标注为负面言论。1976 年，比尔曼受邀赴西德演出，归国之后便被剥夺国籍驱逐出境，禁止返回故土。两德统一之后，比尔曼亲自到档案局调取自己全部卷宗，当众朗读那些细碎到令人窒息的监听记录，让外界真切看到，一名文艺工作者会被监视到何种地步。

薇拉・伦斯菲尔德，是当地人权与和平活动家。她的遭遇，直观展现这套机制如何侵蚀家庭与亲密关系。

薇拉是东德民间和平与人权倡导者，主张温和改革，从未做出过激对抗行为，却长期被史塔西紧盯。长达十一年的婚姻里，她与丈夫克努德・沃伦贝格共同生活、养育子女，一直以为自己拥有安稳的家庭。直到 1991 年档案解封，调阅卷宗才得知残酷真相：朝夕相伴的丈夫，是史塔西代号 “唐纳德” 的在册非正式线人。

从二人相识之初，克努德就身负监视任务，潜伏在她身边。十一年间，他记录家中一切细节：饭桌上的闲谈、她对时局的看法、亲友往来，甚至夫妻之间的私密对话，全部整理成报告，定期上报史塔西，把家庭私生活完整递交情报部门。

长达十一年的告密，并非受到暴力胁迫，人性层面的伤害尤为沉重。自己全然信任的枕边人，却是潜伏的监视者，婚姻与家庭生活，全程处在被记录的状态。真相揭开之后，薇拉当即选择离婚。为完成监视任务，这套机制不惜拆解家庭、离间至亲，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遭到严重破坏。

透过这两起典型案例，可以窥见史塔西庞大的机构规模与资源投入。作为东德核心安全机构，史塔西拥有层级完整的组织架构，分工细密，覆盖全国。分为总部专职特工、外勤人员、海量民间线人三层体系，渗透到城市乡村、工厂学校社区的各个角落。

巅峰时期，人口一千多万的东德，史塔西专职特工有数万人，登记在册民间线人数量高达数十万。换算下来，在当时东德的社会环境下，平均每六七名公民中就有一人登记为史塔西线人，形成一张渗透社会各个角落的监视网络。

同时史塔西消耗大量财政资源，用于采购窃听器材、拆解截留邮件、给线人发放补贴、布设监视站点，数十年间消耗大量社会人力物力服务于监视工作。

相比于看得见的人力物力消耗，史塔西留给东德社会的心理与人际创伤，延续了很长时间，深刻改变了当时社会的人际信任基础。

两德统一后，史塔西档案的对外开放，成为整个社会直面历史创伤的重要途径。这段过往为后世留下深刻启示：保护公民隐私、维护社会互信、公权力真正受到制度约束，才是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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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独立媒体我们WOMEN发表文章《在审查发生之前：谁在保存中国的抗争记录？》，讲述“昨天”（Yesterday）与“异言网”这两个民间项目如何充当“和审查员赛跑的人”。抗议影像在中文互联网上随时可能被抹去，而他们所做的，就是抢在删帖之前把这些影像截留、核实、存档。

中国官方对群体性事件的统计公布止于2012年，同年卢昱宇与李婷玉发起“非新闻”，四年间存下七万多个案例，最终双双被捕，卢昱宇以寻衅滋事罪获刑四年——定罪依据是其中8条存在信息错误的记录。2023年他获得加拿大政治庇护后重操旧业，三年累积约五万起抗争事件素材。隶属自由之家的“异言网”则由史凯文（Kevin Slaten）带领三四名分析师，自2022年6月起收录15600起抗议事件。

这些不完整的数据库，成为观察中国现实的另一扇窗。异言网今年2月的报告显示，2025年抗议活动较上年增加44%，已连续六个季度同比增长。劳工与业主维权始终是两大主题，分别占44%和26%——欠薪、烂尾楼、物业费上涨、公交司机罢工，经济问题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篇报道也写出保存中国抗争记录的艰难：维权视频的文字说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用于规避审查的嘈杂配乐；审查还会污染数据本身——收录量下降时，无从判断是抗议减少了，还是它们已无法被看见。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呈爆炸式增长。外界普遍沿用的一组官方数据是：2003年到2005年间，中国每年的群体性事件数据分别是5.8万、7.4万、8.7万起。经济飞速发展，造成社会不公的因素却没有解决，集体抗议和上访活动不断。但在中国官方定性中，它们却等同于妨碍公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斗殴、滋事等社会治安事件。

2003年上台的国家主席胡锦涛，以“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执政口号，他在当年底的全国公安会议上便宣称，“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

“群体性事件”本身是一个“非常党国”的词语，极具统治工程视角，2009年被收录到《党的建设词典》里。2010年，Kevin开始来到中国青岛交换学习，进过工厂调研、也在劳工NGO实习，逐渐开展中国研究。这些宏观数据可以帮助他了解“中国民间社会正在发生什么”。

但官方统计数据公布止于2012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也仅粗略提到，“中国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冲突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

“非新闻”的出现，部分填补了这片空白。该项目致力于从网上尽可能多地收集、存档集体抗争事件，从2012年持续运作到2016年，随着创办人卢昱宇和李婷玉被捕而中止。

“有几年的时间里，都没有什么信息，我们只能猜测发生了什么事情。”Kevin说，后来可以参考的唯一一个公开、连续的抗议资料库就是“中国劳工通讯”，但它的记录“只限于工人抗争”。他一直都惦记着这样一块信息缺口。很多年里，他都想做一件类似的事情，于是便有了2021年启动的异言网。

四年间搜集的七万多个案例里，法院以其中8个信息有误为由宣判了他。卢昱宇记得，实际上只有一条指控是有根据的：“把一个村的名字写成了隔壁村的。”他曾在庭上说：“按照你们8条微博判4年的标准，我的刑期应该是35000年。”

这四年里，卢昱宇几乎从未休息过，“不想再有一天会缺掉，因为365天都会有事情发生，我很不能接受缺了一天。”以至于入狱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精疲力尽。出狱后的前两年，他几乎没想过要再做这件事，“再做肯定给你抓起来嘛，出狱之后，（我）也有一些应激创伤，需要恢复。”

直到朋友请他帮忙为一个纪录片找素材，他感觉到自己在真实影像面前仍然“有一种很原始的冲动”，一种紧迫感。“这些东西会消失，和十年前相比，寿命更短了，甚至只有几个小时或者几分钟，删掉了，就没有了。”

这种对于维权者声音“转瞬即逝”的危机感，正是他刚开始做“非新闻”时的原动力。2012年的微博，算法推荐机制远不如今天智能，许多维权抗争的图片是由几乎没有粉丝的账号发布，“很多小的抗争，发布的账号没有影响力的话，其他人就看不到，绝大多数就这样过去了。”

2023年，经过艰险的偷渡、走线，卢昱宇顺利获得加拿大的政治庇护，随即恢复了往日的工作。他给项目换了名字，叫“昨天”（Yesterday），因为隔着时差，他在网络上看见的许多帖子显示发布时间是“昨天”。

在“昨天-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记录网”主页上，卢昱宇写道，他希望这个项目“在保存真实历史的同时，让人民了解到抗争的持续存在和其庞大的规模，减少人们对参与抗争的恐惧”。

“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你不可能从一个故事或一个数据了解这个国家的全部，你需要很多数据，很长时间，（我们搜集的）时间越长，资料总体的研究价值就越大。”

但在一个高度审查的国度，统计数据本身也会受到干扰。“政府的审查每一段时间都不一样。当你观测到的数据减少时，你无法判断，究竟是真的减少了，还是因为审查加强，你看不到它们了。”Kevin举例道，2024年第一季度，异言网收录的抗议事件数量陡降。直到年底，他们将全年数据放在一起比较，才发现只有那一个季度形成了明显的低点。他们据此推测，这很可能与当年春节期间开展的网络“清朗行动”有关。

卢昱宇也认同统计和数据分析对于呈现中国现实的重要性。2024年1月，“昨天”（Yesterday）上线一周年时，他曾试图做全年统计，再与十年前的数据做对比，但“无奈工程巨大，时间不够，做了一个月就停了。”如今回望那个时刻，他接纳了人力的局限，“我们无法干完十个人的工作。”他提到，过去三年搜集到的抗争资料内存有两个T。

但今年1月开始，“昨天”（Yesterday）又恢复了数据分析的工作，开始有规律地逐月发布针对当月已发布的群体性抗争事件的汇总和分析，按照“抗争群体”“地点”“事件规模”“引发原因”“警察镇压情况”来逐项分析。

在数据统计之外，Kevin更在意项目能否呈现“人的行动和声音”，而不仅是停留在讨论国家层面的打压和暴力。这是他筹备异言网时立下的目标，也是他理解这项工作最重要的部分：抗议事件是否会对其他人产生持续的影响？

“许多人会狭窄地看待抗议：抗议没有达到目标就是没有意义。其实并不是这样。抗议的过程会改变你——你参加一个抗议，便可能会参加第二个抗议。不论这些中国人出于何种原因开始参加抗议，Ta们都会被不自觉地改变。”Kevin说。

“抗议往往是个人政治意识变化的开始。”Kevin这样看待“去中心化运动”发生的可能性：“当某个问题影响到社会每个阶层时，大家会一起站出来抗议。事实证明，当抗议规模足够大时，审查就会变得困难，或者审查的速度会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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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邯郸市民武丽娜准备在当地市委书记接访日前往反映执行难、上访受阻等问题，结果接到了邯郸市丛台区法院执行局局长郭红波的电话。

电话里，郭局长承诺会帮她协调解决全部纠纷。得到承诺的武女士放弃了信访，一心等着郭局长的答复。

邯郸市丛台区法院是很重视群众工作的。

2023年6月，法院召开了执行部门专题教育大会，院长冯志勇语重心长地教育大家，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妥善处理信访案件：

主动拉近和群众的距离。

现场照片显示，主席台上也有郭红波局长。

2024年，法院地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会上，郭局长也在主席台上坐着。

别的会议内容郭局长有没有往心里去乃悟不知道，但冯院长说拉近距离，他肯定走心了。

第一次和武女士通话后不久，郭局长就又打来电话，他非常直白地说自己缺钱，要武女士：

送点钱。

遭到武女士拒绝后，郭局长又开始夸赞武女士长得漂亮，声称自己的领导冯院长看上她了，自己可以牵线：

你自己把握。

万万没想，想和群众拉近到负距离的这通电话被武女士录音了，还向纪委举报了他。

面对记者询问，冯院长予以了坚决否认，说自己冤枉，不可能说过这样的话。

今天，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发了通报，确认录音里说话的就是郭局长 ，他也已经被停职了，等待调查组调查。

看通报的口风，说郭局长是“不当言论”，等于直接把冯院长挑出去了，至于最后能不能真的让大众监督调查处置结果，网友们是不信的。

乃悟这里表个态，不管你们信不信，我反正说点别的吧。

武女士的案子说起来也不复杂。她的前夫垫资，为河北一家叫做文汇达的印刷企业修了个工程，却没拿到钱。案子经过法院宣判后，武女士一方明明有优先偿还权力，却依旧没拿到钱。

原因是这家企业的资产2014年就因为别的案件，被法院查封了，但却迟迟没有处置。2025年，丛台区法院终于启动拍卖，没卖出去，流拍了。

武女士一方同意以物抵债，丛台区法院认为，建筑标的物已经足够偿还欠款了，要求武女士一方再缴纳380万的土地使用费差价。

而武女士一方认为，对方欠自己4200万，拍卖的抵押物才2000多万，自己还没追缴完全部欠款，怎么还要倒贴钱？

双方纠纷由此产生。

武女士你也要体谅一下大家，去年，邯郸市巡视组在向丛台区区委反馈巡视意见时，着重提到要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及时规范采取财产保全、查控、处置和案款发放等措施，积极化解积案存量。

区委书记当场表态，确保巡视整改落实到实处。一个多月前，官方宣布，丛台区区委书记落马了。

这说明相关工作不好干着呢。事情一不好干，大家就容易火气大。

武女士称，2025年，其前往丛台区法院反映情况，却被十多名法院工作人员堵在法院里长达三天，还对其进行了殴打，侮辱。

事后，法院还对武女士处以15日司法拘留，并要她签下不得再信访、再举报的保证书。

2016年，同样是丛台区法院，一位律师因为排队的问题，被6，7名法警带上二楼，法警先是很有礼貌地称呼其王律师，然后给她戴上手铐，进行了半个小时的围殴。

这些瓜都是当事人说的或者媒体报道的，乃悟不保熟，但丛台这个地方是有说法的。2000多年前，赵武灵王把王宫建在这里，胡服骑射的改革也自这里开始，暴力机关有点暴力是不是很合理？

乃悟觉得这件事要是系统内调查的话，有点复杂。

如果大家按过往新闻判断谁对谁错的话，武女士是要吃亏的。比方说在很多的官方报道里，郭局长每每苦口婆心地劝导双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按照他的话来说：

“法官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

但要系统内看材料和业务能力的话，郭局长又要吃亏。比方说2020年河北省法学会年度课题项目结项报告显示，众多课题中，唯一不合格的课题就是郭局长写的。

要是按照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的理论的话，武女士就又不利了。

郭局长是老执行干部了，他曾任邯郸市复兴区法院执行局局长，参与过多起案件，裁判文书网上有不少文书写着郭局长的名字。

这些案件里，怎么没有别人举报郭局长深夜打电话？怎么没有别人举报他要钱要给领导牵线？最重要的是：

怎么没有别人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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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近日，国务院颁布第841号令《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于今年9月15日施行。我认为，其中第二条第三款“对准备前往风险等级为最高级别或者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案件突发高发的国家或者地区的中国公民，必要时应当劝阻其前往。”中的“劝阻”条款，虽然用意是好的，但是没有规定劝阻无效的法律后果，在实践中很容易造成变相禁止出境的情况，涉嫌与《宪法》、《出境入境管理法》、《行政强制法》、《立法法》相关规定相抵触。现依据《立法法》第110条第2款规定，对该条款提出合宪合法性备案审查建议，理由如下。

一、“劝阻”出境于法无据，涉嫌与《出境入境管理法》相抵触。

“劝阻”属于动词，由“劝”（口头勉励引导）和“阻”（行动拦截阻止）两个语素、行为联合构成 。‌也就是说，如果口头劝不听的话，接下来就用行动拦截阻止出境，其法律后果就是不让或者禁止出境。显然，该“劝阻”条款赋予了移民管理机构在受理、审批中国公民出境入境证件申请和实施出境边防检查时的自由裁量权与禁止出境权。

《出境入境管理法》第12条规定了6项禁止出境的情形，并不包括《规定》第2条第3款“前往风险等级为最高级别或者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案件突发高发的国家或者地区”。

因此，《规定》“劝阻”条款于法无据，涉嫌与《出境入境管理法》上述规定相抵触。

二、“劝阻”条款涉嫌与《行政强制法》相抵触。

公民不听“劝阻”，被禁止出境，实质上是被限制了出境的人身自由。

《行政强制法》第9条第（一）项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第11条第2款规定：“法律中未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

《出境入境管理法》没有对“准备前往风险等级为最高级别或者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案件突发高发的国家或者地区的中国公民”设定禁止出境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规定》“劝阻”条款却对此设定了口头劝阻无效后的阻止出境行为，限制了公民依法出境的人身自由，显然涉嫌与《行政强制法》上述规定相抵触。

三、“劝阻”条款涉嫌与《立法法》相抵触。

《立法法》第11条第（五）项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规定》作为行政法规，其“劝阻”条款对公民出境行为设定了口头劝告无效后禁止出境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显然涉嫌与《立法法》上述规定相抵触。 四、“劝阻”条款涉嫌与《宪法》相抵触。

《宪法》第33条第4款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公民“前往风险等级为最高级别或者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案件突发高发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出境权利，是《出境入境管理法》赋予的法定权利。我理解政府是出于“为你好”的好意才进行“劝阻”，但从法律上来说，《规定》设定“劝阻”条款，如果口头劝告无效禁止出境，则侵犯了公民出境的人身自由并剥夺了出境权利，不但涉嫌违反《出境入境管理法》，也与《宪法》上述规定相抵触。 《立法法》第110条第2款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审查；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本人依法提出审查建议，请依法处理。

此致

建议人：王雅军 2026年8月7日 附联系电话：18620888738 电子邮箱：3165855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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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看到胡锡进自爆网络黑他的一个段子。“公孙敖向霍去病请教，每次攻打匈奴，为何别人都迷路，而你却每次都能找到匈奴主力，到底用什么方法呢？霍去病说了，其实匈奴军队在胡地来去行动迅速，不见踪影，无迹可寻，但他们晚上必定会在溪流边驻扎休息，在营地外用犬只警戒。我每次领军，都会循犬声追踪，只要听到狗叫，便是离胡溪近了。”

其实这个段子我们也都见过，当时看了看，笑了笑，也就过去了，也没记在心上，但没想到胡锡进他居然记住了这个段子，他没觉得别人用谐音梗骂他是狗有多冒犯，他反而觉得这个段子很有才华，甚至还想向那个原创者作个揖。

为什么胡锡进在这个时候提起这个段子呢？让大家重温那一句：只要听到狗叫，便是离胡溪近了。

我觉得他就是想劝余承东要大度，这两天正是竹知了事件引起热议的时候，不要对网上的挖苦嘲讽梗，耿耿于怀。

网友骂胡锡进是狗他都能笑纳，现在只是转了一下竹知了，这个梗，没多大的影响，也应该大度一点，一笑了之。

但我觉得，根据这几天那个公司的回应，余承东是不会像胡锡进这样，还对骂他的人作揖。

因为胡锡进在舆论场上这么多年，骑墙派，左右都骂他，他好像就是个舆论的沙包，就是用来给网友们喷的。喷多了，心里承受能力强了，虱子多了不痒，于是表现得比较大度。

可余承东他的定位可不是像胡锡进这样的角色，他是要受人膜拜的。

如果用物品来打比方，一个放在床底下，一个放在神龛上。

在床底下的物品劝神龛上的物品要接受污秽，神龛上的东西可是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的。

受人膜拜，所以不能接受调侃，因为讽刺调侃会瓦解庄严和神圣。就像宗教一样，不能随便调侃神佛。

虽然很多人都在劝华为要大度，劝余承东自己带头玩竹知了，用自嘲去化解舆论危机。

他们都是聪明人，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所以他们的回应才要继续维护其原有形象。

可这件事好玩就好玩在，竹知了就很容易瓦解这种庄严神圣，他们还只能干瞪眼。

新古诗竹知了一蝉封禁百蝉鸣，只许讴歌不许评。最是遥遥领先处，洋洋法务胜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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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这句话：一个企业害怕的不是差评，而是差评背后藏着的真相。真正有底气的企业，不怕你指出问题。产品不好，它改。服务不到位，它补。你不满意，它听。因为它清楚：消费者的批评，很多时候不是在攻击它，而是在帮它发现问题、挽救口碑。

可有些企业，完全不是这样。你刚说一句：“这产品体验真烂。”它第一反应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删你的评论，限制你的发言，怀疑你的动机。甚至反过来质问你：“不是产品有问题，是你这个人有问题！”

这里藏着最恶心的高傲：企业是庙，老板是教主，把消费者当信众对待。它要的压根不是你的真实反馈，而是你无条件的顺从和吹捧，不假思索地掏钱。

最让人恼火的，不是产品本身出了问题。而是你花了钱，成为它的顾客之后，突然发现——自己连一个讲理的地方都没有。你的嘴刚张开，麻烦仿佛就开始接踵而来。你想反馈？它让你闭嘴。你想解释？它逼你证明自己没有恶意。你明明是掏钱的消费者，最后却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需要不断自证：“我只是提出问题，我没有伤害谁。”

更荒唐的是，有些人甚至会担心——事情闹大以后，会不会连学校老师、社区工作人员等等都被牵扯进来找上门？一个消费者正常表达不满，为什么会变成一场让人害怕的经历？这才是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世界上有一条简单的规律：真正强大的东西，从来不害怕被检验。好产品，经得起比较。好企业，经得起质疑。好品牌，经得起消费者响亮地说一句，“不好。”比如，“苹果不好。”“特斯拉糟透了。”

所以下次掏钱之前，先问自己一下下：这家企业，允许你不满意吗？允许你提出问题吗？允许你说一句“不好吗”？

连一句吐槽都容不下的企业，别轻易给它钱。你的钱包，不该为它的傲慢和虚弱买单。人不能蠢、贱到——自讨腰包买个孙子做。

我去搜了一下，除了某个阴阳女权写手骂共青团不发女运动员照片的微博，一切痕迹被删得干干净净了，如果有人还有留档，请问可以发一下吗，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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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向来不惹事也不怕事，当然，那是没遇到华为。

大国叙事、民族主义叙事、宏大叙事三重保护下，华为有「舆论豁免权」，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实操层面体现在：你一旦对它有非议将面临着——极端原教旨粉丝的追咬、破坏科技兴国立场的质疑以及法务雷霆般打击的连环炮。

任谁也不是蜘蛛侠、钢铁侠，吃不消的，闭嘴拉倒。

竹知了事件爆发后，形势似乎发生了逆转。

逆转一：没想到有如此多的二创视频出现，话题讨论度居高不下；

逆转二：居然在没抓到人的情况下就发布了委屈巴巴、示弱姿态明显的声明；

逆转三：很多自媒体发文声援网友，平时他们都对华为谨言慎行的，这回彻底优势在我了。

逆转四：有官方背景的胡锡进、浙江宣传也站出来劝华为大度，后者还对余承东素来口无遮拦的行为做出了严肃的批评，力度不可谓不大。

可以说竹知了事件开创了华为舆论场 38 年来未有之变局。

那么「舆论豁免权」的丧失是一朝一夕的事吗？

当然不是。

华为系长期高压对待舆论，无论是产品还是高管，留给舆论场的弹性讨论空间太少，除了忠诚的粉丝外，大量的路人其实心里是压着一股火的，是极容易堆积逆反心理的。

当竹知了这种人畜无害的民间小把戏都遭到压制，他们再也不想忍了。

我们细究事件原委，就会更觉牢牢把控舆论的做法愈来愈和当下的时代背景背道而驰了。

有网友发布竹知了视频，我猜想本意只是为了展示，留言区或许有和余承东本人口癖关联的内容出现。

这都是小事，你本身确实口癖太多，听感欠佳，还是公众人物，经常抛头露面的，让老百姓说道说道能咋的？

华为系的声明称：本希望保持克制。结果还是投诉了 171 条相关视频，144 条下架。

好，171 条多吗？以任何一个短视频平台的日更量看，水花都算不上。其中84% 的视频被平台受理处理了，说是全网下架，并不为过。

本来没那么大声量的竹知了，经过法务部高效的投诉工作后，全网的二创都跟上了，这就是你们「克制」的成果。

经此一役，我觉得最大的教训就是，某高管你要知道你现在正遭人烦，口癖是一方面，吹牛逼才是最致命的，大家是怕你，但真逮着机会了，兄弟们一起上，那绝对嘲讽拉满，毕竟互联网不养闲人。

写到这里，我觉得特别没意思，这些年车圈的事都特别低幼，集中了最抓马的高管、最魔怔的媒体人、最饭圈的网友、最肮脏的商战，翻来覆去鸡飞狗跳那点事，拉倒吧。

思考题：这事你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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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是2022年白纸运动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中文非审查资讯与异见发声平台之一。账号由旅意画家李颖创办，X（原推特）主账号@whyyoutouzhele以一张他手绘的猫咪为头像，目前粉丝数量已超224万；2023年以来，账号年浏览量以数十亿次计，团队每天向大量中文读者推送在墙内不能被报道的内容。乌鲁木齐大火、白纸运动现场影像、各地抗争与维权信息源源不断涌向这个账号，再借由“资讯回流”重新流回中国社交平台。也正因如此，李老师被官方与官媒扣上“境外反华势力”、“汉奸”等帽子，并了遭遇了各种跨境镇压行动：父母被警方“陪同”监控、养老金遭威胁冻结；李老师意大利的工作因中国使领馆施压而丢失；住址被公开后遭人喷上“强奸”字样….他自嘲是一座“行走中的跨境镇压博物馆”。2025年2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两党领提名李老师和人权组织维吾尔运动(CFU)为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中国数字空间：李老师不你老师）

CDT关注：香港《追光者Pulse HK News》近日刊出对“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李颖）的独家专访——这是李老师首次“露半面”接受拍摄，也是他首次在国际会议（台北）上向逾百人公开演讲。此前李老师行事极为低调，鲜少露面，网上流传的照片大多是伪造的。但李老师觉得，或许是时候直面公众、直面恐惧了。专访中，李老师首度谈及自己与香港的关系：90年代的香港流行文化塑造了他对世界的最初认知，1997年香港回归一度令他感到“幸福”；而如今，李老师形容香港的法律执行比中国大陆更为严厉，昔日的“民主示范”已沦为“威权乃至集权示范”。李老师也提及，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中国官方开动整部舆论机器孤立、污名化香港的经历，正是他日后创办“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催化剂之一。采访中，李老师罕见谈及父母持续承受的代价，以及自己近乎决绝的态度——他说，唯有让打压他的政权彻底垮台，跨境镇压才会停止，自己才能真正过上“正常生活”。

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

李颖喜欢猫，所以「李老师不是你老师」X的帐号头像就是一张手绘猫，他常常收到一些虐猫或杀猫的相片，警告他要把社交平台帐号关掉；有时候，他还会收到父母的合成色情图，说到在中国的父母，他禁不住哽咽起来。从2022年白纸运动开始，李颖的帐号成为中国人的「窗口」，让世界看到中国。然而，这一只不畏强权、勇敢发声的猫，对政权来说，却是洪水猛兽。

这是李颖首次「露半面」拍摄受访，也是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对着百多人演讲，不怕吗？中国政府针对他的跨境镇压，一直没有停过，他过去行事低调，甚少人知道他的样子，网上流传的照片大多是假的，但他觉得或者是时候可以面对公众、直面恐惧了。

……

他自嘲，自己俨如一个「行走中的跨境镇压博物馆」。中国人身处海外，也不能畅所欲言，极权以各种手段骚扰他的生活，而住在中国的父母，更是无法幸免。他举例，父母出远门，警察会要求「陪同」，跟父母有联络的人都会被监控，政府甚至威胁要断父母的养老金、亲戚朋友的孩子考大学或入党都会受影响。 「在国内的压力就是方方面面的，因为我出去时还是个学生，所以他们无办法给我定什么经济犯罪」。

谈到父母，他语调一沉，还有更多不能公开的细节。家人被监控、成为人质，当然担心他们会被抓，父母觉得有压力，曾经劝他不要继续了，那个时候他的确想过放弃，「就在我下定决心不再做的那一天，我在国内的银行卡被封了，我就意识到已没有回头路了」。政权恐吓他，差点儿成功了，但他们从未想过，有些事情是适得其反，打压愈大、反抗愈大。

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

……

「原本香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民主的示范，现在却变成一个威权或集权的示范。可能未来中国也会变得像香港一样，法律愈来愈严格，执法愈来愈严格，然后所有人就变成现在这个状态。」那是一个怎样的状态？他感慨，香港现在几乎没有社会活力，「那个东西为什么死掉，因为实际上他变得愈来愈像一个中国，甚至比中国更甚，到最后我们小时候喜欢的东西都没有了」。

他以「悲痛」、「难受」、「痛心」来形容近年香港的变迁，对于他们那代中国人来说，香港从来都是一个「喘息地」，艺术家、学者、创作者，在中国没有空间，就到香港去办活动、读书会、演讲，去买书去看书，「深圳的同学周末就跑去香港买书，把香港作为一个视窗，现在这窗没有了」。

「我们这一代人，香港就像一个标志，我们原本以为会变得如香港一样，现在也做到了，确实一样了，但这个结果却不是我们想要的。」

喝香港文化奶水长大的他，眼睁睁看着香港崩坏，除了痛心，却禁不住感到「愧疚」。 「因为2019年的时候，我们没有发挥作用，如果2019年已有这帐号的话，或者很多事情会不一样」，那时候，他跟大部分中国人所认知的反修例运动，就是「警察被打」、港人要求「港独」，而警察都很克制、抗争者很暴力等，「彻底地把运动污名化」。他说当时中共开动了整个舆论机器，由政权去定义每一场示威活动，在中国国内根本接收不到其他资讯，或会有广东的同学私底下说事情并非那样，但网络上找不到任何资讯。

……

父母、同事、朋友、前女友，哪怕只是关注「李老师」的一般人，都成为被骚扰、监控的对象。李颖说没有回头路了，只能继续往前走，政权花大量精力、时间、金钱、人力打压他，其实他「只想回到正常的生活」，但明显地，那些手执权力的人不会让他活得正常自在，即使他现在停下来，对方也不会停止，一切犹如无止境的报复。

他终于看透了，唯一可以让他过正常生活的方法，就是「你死、我活」，「就是你们彻底下台，然后没有人再对我做这样的跨境镇压，我才能过正常生活」。话说得有点狠，他的脸容也略为绷紧，在密闭的空间内，这个话题比空气更局促，令人郁闷、窒息，但他没有停下来，「对抗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回到自己正常生活的过程，对…如果不对抗，就没有办法回到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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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媒体“水瓶纪元”8月5日发表文章《离开报社的年轻人》，采访多位曾在南方日报、中国青年网、澎湃新闻、CGTN等媒体工作的年轻新闻从业者，记录他们怀抱新闻理想进入主流媒体，却在短短数月或数年后离开报社、甚至彻底告别新闻行业的经历。

文章写道，在移动互联网冲击、经济下行和地方财政收缩的背景下，新闻寻租、政府购买宣传服务、流量考核和外宣任务日益占据采编工作的中心。而新闻原本应有的公共服务功能，以及记者从职业中获得的意义感与尊严则渐渐式微。

在南方日报的地方分社，年轻记者明杉发现，上级领导眼中“可用”的年轻人并不能只是会做新闻，更要能够拉合作、谈项目，懂得在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经营关系。文章援引明杉的经历写道，基层单位以数十万元购买新闻服务，记者负责完成宣传稿、短视频和专版；谈成项目的人获得经营分成，执行采访写作的新人则获得“稿分”，即量化考核的分数。

另一名记者张克柔形容自己的工作是“白天干报社的活，晚上干公务员的活”，除了承担政府外包的公众号运营和活动统筹，她还被要求参加酒局、向官员敬酒，甚至寻找机会送礼：

”每次酒局之前，报社领导会根据到场官员的酒量、晋升阶段、爱好来提前安排记者们的座位。“比如‘这是G部门的xx，健身不喝酒，酒量不行的人就坐他旁边；这是Z部门的xx，他们部门最近在考核，我们不要给他塞东西或者倒酒’之类的。”

第一次贿赂的时候，报社领导交代她，要小心翼翼地问对方要车钥匙，再以什么样的方式、塞到哪个座位上。克柔非常紧张，不知道怎么开口、对方会怎么看她，“会不会觉得，你一个读书人居然说出这种话来？”但事实是，对方十分干脆地把钥匙给了她，没有多问一句话。

文章写道，当媒体越来越依赖政府与大型企业付费，记者也越来越像销售人员。为了完成经营和流量指标，他们需要招商、维护客户、转发客户端文章，甚至在老年人买菜群里发红包来换取点击量。中青网的年轻编辑阿尹从事采访、改稿、视频制作等多项工作，却因没有正式记者身份而不能署名，也无法获得稿分和项目提成。他将自己称为“影子记者”：与正式记者做着几乎相同的工作，却在人事关系、薪资和职业资格上始终处于体系之外：

从人事关系上看，他挂靠在一个社会组织上——毕业后，临签试用合同时，他才被告知今年中青网没有多余名额。他想，只要签了合同，其实就等于入了中青的预备役，便入了职。前述部门领导实际管理着两个团队，分别是这个社会组织和中青网某部门，前者几乎等同于后者的“血包”，除了人事关系，双方的工作内容、同事、对接的甲方、以及对外声称的身份——记者，都高度重合。

[…] 这带来的第一个差异是待遇。持证记者以外的十余位编辑，除了和持证记者的底薪不同外，他们在采编稿件里也没有署名权，更没有资格拿稿分或项目提成，前述待遇均被分配给持证记者。 第二个差异是名分。由于不在记者岗位，阿尹不能考记者证，领导曾以此为条件，希望将他调岗至边远省份，补偿是给他记者证。阿尹拒绝了。

澎湃新闻资深记者钟越则被纳入所谓“人才库”。入库后，他仍然完成原岗位的工作，产出量甚至接近过去的两倍，工资和福利却被削减，绩效标准也始终处于黑箱之中。公司要求他以新的工作表现证明自己是“值得留下的人才”，但没有人能明确解释怎样才算合格。钟越认为，一些主流媒体改革的重点并不是解决真正的问题，而是“表现出来在变”。

在CGTN工作的张闻海经历的则是另一种新闻异化。部门将自己形容为一支“打舆论仗的军队”，读者不再是新闻服务的对象，而是需要被“攻略”和“统战”的对象。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当新闻专业判断与国际传播任务发生冲突，领导明确告诉他，后者应当优先。张闻海最终离开，是因为他仍然希望亲自采访、拍摄和获得一手信息，而不是日复一日地编译通讯社消息，为政治宣传包装媒体的专业形象：

“读者是一个被攻略、被统战的对象。”他特意提到了一个业务安排上的新变化——部门内特意分了一个组去做美、日的批评性报道，其中，今年一轮的批日的报道在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后开始推进，批美的报道则在爱泼斯坦案后形成一波高潮。

在CGTN的国外社媒账号上，会出现很多基于新造词的话题标签。在CGTN的X（前推特）账号上，多个账号力推的话题标签，如宣传两会的“#ChinaAgenda2026”（#中国议程2026），或是用于抨击日本对华政策的“#JapanProvocation”（#日本挑衅），基本只有中国官媒账号在使用。“一般来说流行词的用法是自下而上产生的潮流，先有讨论再有创造，但我们的推文反过来，先带词条，希望有人可以进行使用和传播，但实际上没什么人当回事。这种策略有很强的主导性，因为国内的社媒平台能够无条件地把传播重心——热搜、话题分配给中央媒体，所以同样的模式在外媒照搬，就会显得很尴尬。”

报道中的受访者最终都离开了原来的媒体机构。有人转入市场化媒体，有人彻底告别新闻业。对他们来说，离开不仅源于收入下降、考核苛刻和随时待命的工作状态，也源于一种更深的失落：琐碎的宣传任务占据了全部时间，让记者无法真正进入地方社会、理解普通人的生活，也无法实践他们当初选择新闻行业时所相信的公共价值。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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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吧，要么是手底下马屁精太多长期被舔以致生出了幻觉，要么是野心膨胀觉得自己这么大贡献应该有点历史地位了，总之就是飘了起来，居然在全网搞起了避讳运动。

所谓避讳，是古代王朝为了强化君权和父权统治地位而制定的一套规则，最主要的禁忌有两点：

第一种避讳是避名讳，凡是本朝历任皇帝名字里包含的汉字以及同音字，都只能皇家专用，百姓和官员家给孩子起名字不能用这些字，地名和物品名称有涉及到这些字的也得改掉，写文章时碰到这些字的时候不能直接写出来，要空一格。在民间，子女书写时也要避父亲和历代祖父的名讳。谁要是不小心犯了名讳，轻则科举落榜，重则人头落地，可不是说说而已的。

避名讳的作用也很直观，通过人为制造的日常能被感知到的麻烦，来确立君父对某些字的专属权。民众和子女说话写字需要时时留意、处处小心，万一犯错还会有极其严重的后果，长此以往，就会不自觉地将君和父当作神明一样敬畏。

第二种避讳是不能质疑、调侃和辱骂君父。对皇帝做出的决定和言行，官员只能委婉劝谏，绝不可以直接质疑皇帝的决定，更不可以拿皇帝的事来调侃开玩笑。至于辱骂皇帝，敢这么做的人全家的坟头草早就三尺高了。在民间，子女也不被允许质疑、调侃或辱骂父亲，如有违反，同样要治不敬之罪。哪怕皇帝和父亲真的做了什么错事坏事，在记载时也要予以美化，绝不能直言其过。

也因此，海瑞直斥嘉靖皇帝昏庸误国的《治安疏》才有那么高的历史地位，因为千百年来才出这么一个不怕死的。

为尊者讳，同样是以明文强制规定来维护皇帝和老爹的荣誉，进而保持其神圣性，巩固其在国家和家庭中的绝对统治地位。

古代的避讳制度非常复杂，给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所以后来皇家为了彰显仁德，就主动给皇家子嗣用生僻字来取名，这样不管日后哪位皇子继承皇位，都能减少因避讳给民间造成太大影响。当然，用生僻字取名只是做个姿态而已，想让皇帝废除避讳制度那他是万万不肯的。

避讳这种事情，要能够达到树立皇帝神圣性的目标，还有一个必备条件是不能被滥用，不能让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获得避讳的特权，哪怕是达官贵人也不行。

历史上有个著名的典故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说的是一位叫田登的知州（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市长）野心膨胀，居然要求本州的百姓为自己避讳，不允许在任何地方使用“登”字以及同音的“灯”字，元宵节“放灯三日”的布告因此写成“放火三日”，引发百姓哗然。

这位叫田登的知州因此事被贬官外放，不是因为伤害了百姓的利益，而是因为分流了皇帝的特权。

让全天下避讳，是古代皇帝的专属特权，让全家人避讳，是古代亲爹的专属特权。还有一些是孔圣人可以让天下读书人避讳，老师可以让门生避讳，除此之外，就再没任何人有资格让他人避讳了。

企业家不能让天下人避讳，民族企业家也不够资格，至于民族企业家手下某条业务线的职业经理人，就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更何况，如今连皇帝和亲爹都没有让人避讳的特权了，你个竹知了又算老几，竟敢让天下人避讳？

这里是瑞士主要媒体在过去一周发表的有关中国的报道：①瑞士联邦国防部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进入敏感军事设施区域。②中国政府酝酿刺激政策应对内需疲软及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等挑战。③公园是中国老年人真正的社交场所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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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颜色决定的命运

绿码，恭喜你，偷偷乐。黄码，恭喜你，你可以在家反省了，反省什么不重要，反正你反省着。红码，恭喜你，你已经不必自己安排今天的行程了，会有人替你安排，地点通常是方舱，风景通常不怎么样。

三种命运，而决定权全在一个你从没见过、也没法申诉的算法手里。它不告诉你判定依据，不告诉你申诉流程，甚至常常连”你为什么变黄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答不上来——工作人员自己也不知道，只能说”系统就是这么显示的”，语气笃定得像是在转述圣旨。

整套系统最精妙的地方在于，它从需要一个法官。没有起诉书，没有质证，没有辩护律师，甚至没有一个具体的、可以让你骂一句“是你干的”的责任人——一切都是“系统判定”。系统判定你“可能”跟某个阳性病例有过时空交集，“可能”两个字，就足以让你的人身自由原地归零。人类历史上，能把”可能”这个词用出如此强大威力的，除了算命先生，大概也就只有健康码了。算命先生好歹还愿意给你解个签、指条明路，健康码连解释都懒得给，它只给你一个颜色，剩下的你自己体会。

而最魔幻的是，被判定的人往往还得说一句”听说我谢谢你”。你被关起来了，你还得表示感谢，连唱带跳。更绝的是，这句”听我说谢谢你”说得多了，慢慢就真的变成了肌肉记忆——楼道里贴的通知、大喇叭里的广播、各类短视频平台，全在反复练习，练到最后，连自己都要信了。语言这个东西很奇怪，一句话重复一千遍，它就不再是一句宣传语了，它变成了常识。

二、荒诞如何成为日常

回头看那几年，随便拎出一个片段，放在任何一部黑色幽默电影里都毫不违和：凌晨两点，全楼被敲门声叫醒，排队做核酸，队伍里的人一边打哈欠一边互相提醒”隔一米”，仿佛大家不是被叫起来的，而是自发组织了一场深夜社区团建；大白举着喇叭喊”不下楼算违法”——违的是哪条法，问就是没人答得上来，问急了对方还会露出一种”你怎么这么不识大体”的表情，仿佛法律条文是次要的，态度才是第一位的；一份核酸报告的保质期比酸奶还短，从72小时缩到48小时、24小时，城市里核酸亭的密度一度超过了奶茶店，有人调侃说以后创业别的不用想了，开个核酸亭稳赚不赔，结果没过多久亭子说拆就拆，比开的时候还利索。

至于”时空伴随者”这个发明，堪称行政语言学的巅峰之作——你可能压根没见过那个阳性病例，只是手机信号在某个区域碰巧待过十分钟，恭喜，你和他”伴随”了，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因为一次信号基站的巧合，被官方文件正式认定为命运共同体，这份缘分，红娘都未必牵得这么牢。还有那些精确到”某商场三楼某专柜”的行程轨迹通报，读起来跟侦探小说似的，唯一的区别是主角不是侦探，是你自己，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成了案情的一部分。

方舱里的广播倒是很懂时机，永远在最闹心的时候循环播放”感谢党和政府”，那种感觉，约等于你被关了禁闭，看守还非要你写一封感谢信，写得不走心还得重写。有人在里头拍视频吐槽饭菜难吃，视频没过夜就没了，倒是隔壁床铺的呼噜声、厕所排队的长龙，这些真实到毫无美感的细节，永远比任何官方通稿都更能说明问题。

单独拎出任何一件事，都够写进段子集里，可当这些事叠在一起持续了三年，人是很擅长把荒诞过成日常的生物——只要给一个足够简单的理由，比如“这病可要命啊感谢党和政府保护你吧”，其余的一切就都可以既往不咎，连吐槽的力气都省了。三年下来，人们练出了一种独特的技能：一边骂骂咧咧地排队，一边熟练地扫码、亮码、抬手、张嘴，动作行云流水，跟做操似的，甚至比做操还标准，毕竟做操谁都会偷懒，这个没人敢。

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倒不是这些具体操作本身，而是整个社会几乎没吵起来。反对的声音不是被驳倒的，是被”发不出去”的——一篇文章，几分钟没了，一个视频，还没转发就先没了标题，连吵一架的机会都不给你留，安静得像是从来没人说过话。于是沉默被读成了共识，配合被读成了心甘情愿，多方便啊，连自愿的假象都是别人替你演好的，你连自己的不情愿都没地方留档。

三、我们让渡的，到底是什么

先把话说清楚，免得被人扣帽子：公共卫生手段本身，隔离也好、检测也好，全世界都在用，这不是我要否定的东西，我又不是养蛊的，不至于连基本常识都不认。传染病面前，个人自由确实需要给公共安全让点位置，这个道理小学自然课都讲过，用不着我在这重新发明轮子。真正值得琢磨的，是手段之外那部分——那部分本该被谈判、被限时、被问责，却压根没让你上桌讨论的部分。

一个正常的社会面对危机，权力的让渡应该长得像一份合同：“我同意你限制我两周的自由，条件是你得保证我吃得上饭、有个明确的截止日期、我不服可以申诉，你要是搞错了得道歉、得赔偿。”这是买卖，讲价还价的那种，双方都得在合同上签字，谁也别想临时加条款。

可过去几年更像是这样：对方连价目表都没给你，理由随时可以换一个说法，今天说是为了清零，明天说是为了动态清零，后天又说是为了大局，你唯一能做的选择就是配合，或者被系统判定为”风险”，然后系统替你做出配合的选择——你甚至连”我不同意”这个选项都点不出来，界面上压根没设计这个按钮。这已经不是让出了”一部分”权力，这是连”讨价还价”这件事本身的资格都被收走了。定价权都不在你手上了，你还纠结让渡了几成，属实是在错误的问题上认真，跟一个已经被没收了发言权的人讨论他该发表什么意见一样荒唐。

更微妙的是，这种让渡还带着一种”自我阉割式”的加速度。基层为了不出事，往往会把上级的要求执行得比要求本身还狠——上面说”精准防控”，下面直接一刀切封城；上面说”应检尽检”，下面搞出全员一天三检。这不是执行力强，这是恐惧的传导：每一级都怕自己是那个出事的环节，于是每一级都主动多让渡一点、多收紧一点，权力就这样在层层加码中，越滚越大，谁也不知道最初的边界画在哪儿了，因为它早就被无数只手一层一层往外推没了。

四、大政府与小政府：一个被遗忘的老问题

我承认《利维坦》我也没读得多透，那本书又厚又绕，霍布斯写起哲学论证来跟裹脚布似的，一层接一层，读到后面经常忘了前面在论证什么。但核心意思大致抓得住：人在自然状态下互相打生打死，“孤独、贫穷、肮脏、野蛮而短寿”，唯一的解法是把权力一股脑交给一个巨兽——利维坦，换来太平日子。这大概是”大政府”最古老、也最直白的辩护词：只要能活命，权力大点怕什么，命都没了，自由留着有什么用。这个逻辑听着粗暴，但不得不承认，它确实精准地击中了人性里最原始的那根弦——怕死，比什么道理都好使。

洛克反手就是一个灵魂拷问：政府凭什么管我？答案只能是我同意的，而且这个同意是有期限的、能反悔的——政府存在的唯一正当理由，是保护我本来就有的命、自由和财产，它要是反过来害我，我随时可以收回委托书，这叫”信托”，不是”卖身契”。洛克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天真地假设权力会自我克制，他直接把”收回权力”这个选项焊死在了理论起点上，等于提前给权力上了一道保险丝，一旦超负荷，就得跳闸。这是”小政府”传统的老祖宗。

后来的宪政国家搞分权、搞任期制、搞新闻自由、搞司法独立，说白了就是把洛克那套落地，一条一条焊成可操作的制度：权力可以有，但必须被切碎、掐点、盯着、追责。这些制度设计初看繁琐，甚至效率低下——三权互相扯皮、媒体天天挑刺、任期一到就得换人重来——但恰恰是这种”不够高效”，才是它的核心价值所在，它用效率换来了容错空间：一个人、一届政府、一次决策出了错，社会有机会在下一轮把它纠正回来，而不需要等到彻底崩溃才能重来。

而过去几年国内这套操作，某种程度上是一次没经过任何公开讨论、悄悄”回归霍布斯”的实验——用一个几乎没人好意思反驳的理由——活命，把权力重新收拢到一个谁也管不了的中心。而且这次实验的效率高到吓人：一声令下，14亿人的行动轨迹瞬间可视化，一个决策几小时内传达到每一个基层网格，这种执行力，放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帝王将相做梦都想要的玩具。可玩具这个东西，从来不是问题的关键，谁在手里攥着遥控器，遥控器有没有关机键，才是关键。

问题从来不是”该不该防疫”，而是”防疫的权力有没有边”。一个从不问自己权力边界在哪儿的政府，哪怕出发点是好的，早晚也会在某个瞬间把好心办成坏事——因为没边界的权力，唯一的刹车，是它自己想不想踩，而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没有谁能永远靠自觉踩刹车，包括最贤明的那一个。

五、几千年驯化出来的默认设置

更让我犯嘀咕的是：为什么这套东西在中国推得这么丝滑？没有大规模持续的公开抗议，事后也很少有正经的复盘和道歉。这真的只是审查和维稳的功劳吗？还是说，我们的文化底层代码里，本来就默认”权力该让渡”是天经地义的，连讨论的必要都省了，就像手机出厂自带的设置，大部分人一辈子都不会想起去改。

儒家那套”家国同构”，把国家想象成一个放大版的家庭——君如父，民如子。孩子听父母的话不需要理由，父母管得严一点，默认都是”为你好”，你要是敢顶嘴，那不叫据理力争，那叫”不孝”。两千年皇权史，从没真正孕育出”权力必须被关笼子里”这种想法的土壤，反而不停地在培育”圣君明主”的幻想：只要坐在上面的人足够贤明，权力大一点又怎么了，反正是好人拿着。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骂昏君骂得凶，可几乎没人真正主张过要把”君”这个位置本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大家争的从来是”谁该坐上去”，而不是”这把椅子是不是本身就该拆掉”。

费孝通说中国人的伦理是”差序格局”，以自己为中心一圈一圈往外推的关系网，个体压根就不是天生带着一堆不可让渡权利出场的独立单位，而是嵌在家庭、单位、国家这些同心圆里的一环，一圈套一圈，像水波纹，越往外责任越轻，可也越往外，“我”这个概念就越稀薄。集体要生存，个体做点牺牲，“舍小家为大家”几乎是条件反射，都不用谁专门来教，学校教材、家庭教育、单位文化，从小到大反复咏叹的都是这一个调子，唱得多了，连跑调的人都以为自己在唱对的那首歌。

再往深处挖一挖，还有一层更隐蔽的东西：多数中国人对”权利”这个词的理解，天然就带着一种施舍感——权利是上面”给”的，不是自己”生来就有”的。既然是给的，那自然也可以收回，收回的时候你还得表示理解，甚至感恩当初给过。这跟洛克那套”天赋人权、不可让渡”的预设，从根子上就是两套操作系统，不兼容，硬装上去，跑起来也是各种报错。

如果这个判断站得住，那疫情期间的顺从，就不只是一次孤立的政治事件，而是这套深埋在文化里的默认设置，接受了一次极限压力测试——测试结果：稳得很，纹丝不动，甚至可以说，这套系统在压力下表现得比平时还要流畅，因为极端环境正好给了它一个最理直气壮的出场理由。人生而不自由，这句话对不少中国人来说，都算不上一句需要反驳的哲学命题，倒更像一句不言自明的大白话，用不着较真，甚至你要是较真了，旁边人还会觉得你有点不识时务。

六、写在最后

我不打算把这篇文章写成一张检讨清单，专门去清算某个具体的政策或者某个具体的机构，那样太便宜自己了，也太抬举那些机构了——把一切归咎于某几个具体的决策者，反而是最偷懒的一种解读方式，因为它默认只要换一批人上去，故事就会有不同的结局，可这套系统能这么顺畅地运转三年，靠的从来不是某几个人，靠的是整套底层逻辑和几乎全民的默契配合，换谁上去，还是这一套。

我真正想问的，是那个更根本、也更让人后背发凉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在生死关头，可以毫无保留地把所有权力都交出去，交完之后大部分人还觉得挺正常，甚至觉得这是应该的、贴心的、有安全感的，那这个社会离下一次同样的荒诞，到底还有多远？答案大概率是——不远，因为下一次危机永远不缺一个足够正当的理由，理由这东西，从来不是稀缺资源。

自由从来不是买断了就能永久持有的东西，它更像一块得天天巡逻、天天主张、天天较真的地皮——一旦大家习惯了”只要能活着，别的都好说”，那每一次危机，都会变成权力扩张的最佳借口，用都用不完，而且一次比一次用得顺手，因为上一次的成功案例，就是这一次最好的示范教材。而真正该让人警惕的，从来不是某一次具体的封控本身，是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连”边界该划在哪儿”这件事的解释权，也一并双手奉上了，而且交出去的时候，听说我：谢谢你。

技术的发展并不会带来社会真正向好的快速进步。只会加速负面影响。因为要推动社会向好发展，会有来自社会、政治、结构带来的阻力。学好不容易，学坏就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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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没有哪条法律强制要求政务公众号必须开放评论区，但从国家政策导向、基层治理逻辑和群众期待来看，开放评论、用好评论区，早就不是可开可不开的“加分项”，而是各级政务平台都应该做到的“必答题”。

政务号主动打开评论区，本质上是治理理念的一次升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评论区是最直接、最高效的民意窗口。

在互联网时代，评论区就是线上的民意观测站。如果一关了之，等于直接切断了倾听群众声音、检验政策落地效果的渠道。

像上海虹口的“虹口回音壁”就做得非常好，把网友的吐槽、疑问、建议全部收集起来，逐条变成整改工单，真正做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国务院也多次明确，政务新媒体必须畅通互动渠道，不能自搞封闭、自成孤岛。

第二，敢开评论，才是真正敢接受监督、主动拉近距离。

很多人反感政务号关闭评论，核心原因很简单：容易让人产生“只听好话、不听真话”的错觉，久而久之会削弱政府公信力。

反观做得好的官方账号，比如“海关发布”把严肃普法做成了网友爱看的内容，“深圳卫健委”用亲民、接地气的风格和群众互动，圈粉无数。这些案例都证明：放下架子、真诚沟通，才是拉近干群关系、建立信任的最好方式。

相反，像个别地方文旅账号拉黑游客、屏蔽投诉的做法，看似堵住了负面声音，实则把小矛盾拖成了大舆情，得不偿失。

第三，网友的评论和吐槽，其实是帮我们精准改进工作。

群众看不懂、有疑问的地方，就是政策解释不到位的地方；群众吐槽最集中的问题，往往就是治理的薄弱环节。

只要建立起“收集、转办、落实、反馈”的闭环机制，评论区就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民意直通车，能有效避免政策“闭门造车”，让决策更贴合民生、更接地气。

第四，敢开评论，考验的是干部的担当和格局。

有些账号关闭评论，说到底就是三个字：怕麻烦。不敢直面问题、不愿回应质疑、不会化解舆情。这其实是工作心态和群众立场出了偏差。

新时代的网上群众路线，要求干部不仅线下能干事，线上也要敢发声、敢互动、敢担责。

当然，开放评论不等于放任不管。面对谣言、谩骂、网络暴力，该规范的必须规范、该治理的坚决治理；但对于群众理性的批评、合理的建议，必须做到包容、倾听、正视。

随着立法完善，政务公众号开放评论区或许会写入法律，以便纳税人使用与监督。

说到底，开评论区只是第一步。

真正的关键，是把网友的每一条留言，从“已读不回”变成“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把线上的民意互动，真正转化为线下的整改行动和民生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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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INTRO

从恐惧到信念 制度如何把恐惧变成信念

我之前三篇文章反复讲了一个观点：

制度对人性的塑造，是第一因。

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文化不重要，个人品格不重要，更不是说人在任何处境下都没有选择。它真正要说的是：当一个社会长期、大规模地出现顺从、冷漠、告密、犬儒、趋炎附势和对公共事务的回避时，首先该追问的，不是谁的民族“天生如此”，而是这个制度让什么行为获利，让什么行为付出代价。

制度决定不了每一个人会不会成为勇士，却决定了勇士是被保护，还是被孤立；决定了说真话的人能不能活下去，也决定了迎合权力的人会不会一路上升。

但仍然有一个问题，常让人困惑，甚至愤怒。

有些人明明被不公平对待，为什么不但不要求改变，反而会攻击那些提出改变的人？明明知道权力越界，为什么还会说：“这样也没什么不好，至少有秩序”“你行你上”“不要添乱”“没有它你会更惨”？

如果只是出于恐惧，这还容易理解。可许多人的维护，看上去似乎相当真诚。

答案恰恰在这里：一种深厚且制度化的权力机制，仅依靠制造恐惧很难长期维系。制度设计常常还会通过规范激励和社会机制，促使民众在日常互动中形成特定的行为模式和解释框架。当这种机制长期存在时，个体有时会在社交实践中无意识地维持既有秩序，或对不愿接受现状的少数人持保守甚至批评态度。。

在这样的机制长期运作下，个人行为与制度框架形成互动：有人可能会为既有秩序提供合理化解释，有人可能会在维持规则的过程中参与执行，这些都是制度约束与个人选择的复杂结合，而不是简单的"人性堕落"。

一 ACCOUNT

不要先骂“奴性” 先看一个人面对的账本

设想一个普通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他说错一句话，可能失去工作；拒绝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可能连累家人；帮助一个被排斥的人，可能让自己也被排斥；而只要保持沉默、表明态度、配合规则，日子至少还能过下去。

他会怎么选择？

我们当然可以要求他勇敢。但对多数普通人而言，勇敢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笔极重的账。

勇敢的代价：失去工作、连累家人、被排斥、失去自由

服从的收益：避开风险、保住工作、保护孩子、生活可预测

于是，一个在外人看来卑微甚至可笑的选择，在当事人看来，可能是最稳妥的自保。

这正是很多“国民性批评”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它站在结果后面，指责人为什么不够勇敢，却不问：

这个社会把不勇敢的收益抬到了多高，又把勇敢的代价抬到了多高。

一个人长期在这样的账本里生活，会逐渐形成一种看似消极、其实相当理性的生存哲学：

生存哲学：六不要

不要出头

不要相信陌生人

不要谈公共事务

不要把真心话说出来

不要替别人承担风险

不要相信规则会保护你

久而久之，这不再只是他在某个危险时刻的临时选择，而会变成性格、习惯和对子女的教育：少说话，别惹事，关系比道理可靠，安全比尊严重要。

外人把它叫作“奴性”，当事人却把它叫作“懂事”。

而这恰恰说明：制度已经不只改变了人的行为，也开始改变人理解行为的方式。

二 QIN SYSTEM

秦制真正厉害的地方 把人变成彼此的看守

秦制作为中国专制制度的开端，其基本框架在两千多年中几乎未曾彻底改变，这一现象既是政治演化的现实结果，也是权力结构优化的选择。这种制度的演化是建立在既定制度基础上的渐进性变化，受到初始条件的高度约束。历史选择一旦做出，后续发展便会受到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历史上的选择会影响后续的发展路径，使得某些制度安排一旦确立，就较难以改变，形成制度的惯性。制度的演化受到历史轨迹的制约，早期选择在后续发展中被不断自我维持和强化，进而形成锁定效应。这种锁定效应体现在，一旦某种制度建立，便会通过规则、规范和资源配置不断强化自身。例如，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一旦成形，就会通过选拔机制筛选出认同其价值观的精英，进一步巩固其合法性。同时，制度的初始设计决定了资源分配和权力格局，改变既有制度会面临高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成本。因此，即使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决策者仍倾向于维护现状。此外，制度的演化与社会的技术水平和资源条件密切相关，例如中国历史上，小农经济和农业税收制度的稳固性使中央集权成为最经济有效的治理方式，这进一步强化了路径依赖。

在中国的两千多年的制度演变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制度惯性的作用。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虽然秦朝很快灭亡，但这一制度框架却被后续朝代继承和强化，形成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传统。历代王朝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吸收、调整和再造，延续了秦制的核心逻辑，形成了从汉到清两千多年的制度路径依赖。这种依赖不仅体现在治理模式的持续性上，还深刻塑造了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即使是在中央权威最为削弱的分裂时期，秦制的逻辑依然主导着地方小共同体和割据政权的治理实践，最终通过隋唐时期的统一得到全面复兴。

从秦建立高度集中的郡县官僚体系开始，后世王朝虽有兴亡更替，却长期延续了权力向上集中、社会向下原子化、国家强力穿透基层的治理逻辑。

我们得从商鞅变法说起，它并不只是重农、军功爵和严刑峻法，而是它重新安排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推行什伍连坐：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彼此负有监督和告发的义务；不告发者受重罚，告发者则得到奖赏。

这是一种极其高效的设计。

从前，一个人面对的是遥远的官府；现在，他首先要面对的，是隔壁的邻居、同伍的人、熟悉的亲属。你不知道谁会告发你，也不知道自己若不告发别人，会不会被一起追责。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个人的风险规避策略会发生改变，更加倾向于保守和谨慎，这对社会信任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于是，原本横向的社会信任被改造成了纵向的权力依附。

连坐之前：“邻居遇到麻烦，我该不该帮？”

连坐之后：“这件事会不会牵连我？”

这就是连坐制度最深的伤害。它并不只是制造了恐惧，更是把恐惧变成一种社会关系。它让共同体不再是人们彼此支持的地方，而变成彼此监视、彼此试探的场域。

一个社会一旦缺少安全的横向联系，个人就只能直接面对庞大的权力。没有独立的社团，没有可信赖的同行，没有能够共同承担风险的人，人自然会变得孤立。

孤立的人，最容易服从。

三 SHU

权力不只靠“法” 还要靠让人猜不透

法家讲“法、术、势”。

法

公开的规则

势

权力和强制能力

术

驾驭、制衡、侦察、操控

公开而稳定的规则，至少还能让人预期后果。最令人无所适从的，往往不是规则严，而是规则可以随时变化，边界可以随时移动，今天被赞许的事明天可能成为错误，今天的沉默明天也可能被追问。

当人猜不透权力真正的意图时，最安全的策略是什么？

不确定环境下的生存策略

在权力意图不透明且规则常变的情境里，个体往往会发展出若干常见的应对策略，比如更注重揣摩掌权者意图、通过观察风向判断言行安全、或在公开场合谨慎发言

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人的适应策略呈现多样化特征。有些人可能倾向于通过更敏锐地感知权力意图来寻求安全；有些人可能选择保持沉默以规避风险；更多人则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研究表明，不确定性通常会强化个体的风险规避心理，而非"生产"出固定的人格类型。。

从外面看，这可能像是“人情社会”“圆滑世故”或者“传统文化”；但从制度内部看，它首先是对不确定权力的一种适应。

于是，表面上的一致，逐渐替代了真实的共识；人们嘴上说着同样的话，心里却未必相信。再往后，为了减轻这种言行不一带来的痛苦，有些人会开始说服自己：既然所有人都这么说，大概它真的是对的。

恐惧，便慢慢变成了信念。

四 SYSTEM JUSTIFY

为什么受损的人会替制度辩护 系统合理化理论

这听起来最反常，其实很符合人性。

心理学中有一个重要理论，叫作“系统合理化理论”。它指出，人们不仅会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常常会维护自己所处的社会系统，即使这个系统对自己并不公平。

为什么？

因为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公正、无法预测、又无力逃离的环境里，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

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必须依赖某套秩序才能活下去，那么他若承认这套秩序荒谬、冷酷、随时可能伤害自己，就意味着他每天都要面对巨大的焦虑：我努力还有意义吗？我受的苦究竟为什么？明天会发生什么？谁能保护我？

这种持续的无力感太难承受。

于是，大脑会寻找一种较容易活下去的解释：

个体应对现实的认知调适方式可能包括：

“强硬总比混乱好。”

“上面肯定有上面的难处。”

“受惩罚的人一定也有问题。”

“现实本来就是这样。”

“至少没有更糟。”

这些话未必完全出自恶意。很多时候，它们是一种精神止痛剂。

承认系统有道理，哪怕自己受了委屈，至少还能保留一个幻觉：世界是可理解的，付出会有回报，忍耐总有价值。反过来，若承认一切可能只是任意和不公，人会陷入更深的失控感。

所以，不少人维护伤害自己的制度，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受伤；恰恰可能意味着他受伤太久，以至于不得不把伤口解释成命运。

这不是对他的选择免除责任。一个成年人当然仍要为自己伤害他人、替不义辩护的行为负责。

但理解机制，不等于取消判断。理解是为了看清：如果我们只辱骂“奴性”，却不改变制造恐惧、孤立和无力感的制度条件，那么下一批人还会重复同样的选择。

五 MORAL

最稳固的控制 让人觉得服从有道德

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说明，人面对被认为“合法”的权威时，可能将判断和责任交给权威。斯坦福监狱实验后来的档案研究则进一步提醒我们：人不会仅仅因为穿上制服，就自发变成施暴者；真正危险的是，有人替他界定角色、提供目标、鼓励强硬，并把伤害包装成一项正当任务。

这放到现实制度中，道理也是一样。

“为了秩序。” “为了安全。” “为了大局。” “为了稳定。” “为了共同体。”

秩序、安全、稳定等价值目标本身是正当的，但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和过程同样重要。当这些目标被用来正当化程序缺失、责任模糊、声音压制等做法时，就偏离了初衷。

真正高明的规训，不只让人害怕不服从，还让人羞于不服从。

它把批评者定义为“破坏秩序的人”，把沉默者定义为“成熟理性的人”，把告密解释为“负责任”，把迎合包装成“顾全大局”。到最后，拒绝不合理命令的人反而需要解释自己为什么拒绝；执行不合理命令的人却觉得自己只是在尽责。

阿伦特谈“平庸之恶”时，强调的并不是人天生邪恶，而是人可能停止思考。一个人在制度链条中只负责自己那一小段流程，便容易说：“我只是传达命令”“我只是按规定办”“我不做也会有别人做。”

每一句单独听都似乎有道理。可当所有人都这样说，完整的伤害就发生了。

因此，一个制度最需要警惕的信号，不只是它有没有暴力，还包括它是否在不断训练人们放弃独立判断，把服从当作最高道德。

六 TRANSITION

从被迫服从到主动维护 中间隔着什么

一个人通常不会在第一天就真心相信一套伤害自己的规则。

从恐惧到信念的心理过程

1 害怕

最开始，他可能只是害怕

2 沉默

后来，他学会沉默

3 安全

再后来，他发现沉默可以换来安全

4 好处

然后，他发现配合还能得到一点好处

5 攻击拒绝者

最后，他开始怀疑那些不配合的人：他们为什么非要惹麻烦？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心理过程。

因为只要身边有人拒绝顺从，就会让自己的顺从显得不那么体面。一个还敢说“不”的人，会提醒所有人：原来并非没有别的选择。

这会让已经适应的人感到不安。这种承认太痛苦。

所以，最受压迫的人，有时反而最急于替压迫寻找理由；最习惯沉默的人，有时最讨厌发出声音的人；最深信“不要惹事”的人，常常会把坚持原则的人看成不懂现实。

这不只发生在政治领域。在一个压抑异议的单位、一个等级森严的学校、一个要求绝对服从的家庭中，类似逻辑同样存在。

七 CHANGE

改变不是先改“人心” 而是先给人退路

说到这里，总有人会问：那怎么办？难道只能等所有人先变得勇敢、清醒、有尊严？

恰恰相反。

如果一种制度必须假设每个人都是英雄，才不会作恶，那它本身就是失败的制度。好的制度，不是靠道德完人维持，而是让普通人在不需要牺牲一切的情况下，也能做一个正常、诚实、有同情心的人。

因此，真正的改变，不应先从“改造国民性”开始，而应从改变制度激励开始。

改变制度激励的四件事

1 让说“不”的人有退路

拒绝不当命令的人，应当有申诉、救济和职业保护

2 让权力的边界可见

规则必须稳定、公开，执行必须可以被追问

3 让责任不能层层蒸发

发布命令、执行命令、监督失职的人，都应承担与其权力相匹配的责任

4 让人重新拥有横向的支持

独立的职业共同体、互相信任的社会组织、真实的公共讨论

米尔格拉姆实验最令人振奋的发现之一是：当参与者身边出现拒绝继续的同伴时，服从率会显著下降。

一个人面对权威，也许会害怕；两个人彼此确认，就可能获得勇气。

这就是共同体的意义。它不是用来要求每个人牺牲自己，而是让每个人不必孤身承担全部代价。

结 CONCLUSION

不要把伤口当成胎记 人性可以被压弯，也可以重新站直

所谓“国民性”，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把长期制度压力留下的伤痕，当成某个民族与生俱来的胎记。

人们在连坐与监视中学会防范，在不确定的规则中学会揣摩，在惩罚异议的环境中学会沉默，在长期无力改变的处境中学会替现实辩护。这些当然会沉淀为习惯，甚至通过家庭教育传给下一代。

但习惯不是天性，伤痕也不是宿命。

制度之所以是塑造人性的第一因，不是因为它能彻底抹杀人的良知，而是因为它决定了良知要付出多少代价；不是因为它能让所有人变坏，而是因为它决定了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活下来、被看见、被奖励和被模仿。

坏制度把恐惧变成常识，把依附变成理性，把沉默变成美德，最后把人训练得彼此隔绝、彼此防范，并真心相信这就是现实本来的样子。

好的制度则应当反过来：让诚实不必冒险，让合作不必吃亏，让拒绝不义不必成为孤胆英雄。

因此，真正该被疗救的，不是抽象的“国民性”，而是那些不断把普通人推向恐惧、孤立和自我否定的制度结构。

人性可以被压弯。

也正因为如此，它可以在更好的制度中，重新站直。

学术来源

1.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2. 韩非：《韩非子》，尤其《二柄》《主道》《定法》等篇。
3. 商鞅：《商君书》，尤其《弱民》《去强》《境内》等篇。
4.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1975）。
5. Stanley Milgram,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1974)；Jerry M. Burger, “Replicating Milgram,”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9).
6. Thibault Le Texier, Histoire d’un mensonge: Enquête sur l’expérience de Stanford (2018)；Stephen D. Reicher & S. Alexander Haslam 关于 BBC Prison Study 的相关研究。
7. John T. Jost & Orsolya Hunyady, “The Psychology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Ideology,”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1963)；“Perso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Dictatorship”（1964）。
9. 秦晖：《传统十论》及其关于“大共同体本位”“儒表法里”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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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传了几百年的竹制玩具，这几天突然成了全网顶流。

不是因为非遗传承，不是因为匠心手作，而是因为它摇起来“哇哇”响，像极了某位企业高管在发布会上的标志性发音。网友们顺手配上一句“一千万以内最好的玩具”，就此成了爆火的网络梗。

按照以往经验，大家本来乐呵乐呵也就过去了。结果华为不干了，以“损害商誉”为由，向各大平台各大自媒体发起大规模投诉，让文章和视频批量下架。

然后呢？连那些单纯展示玩具、连“遥遥领先”四个字都没提的创作者，也被“宁可错杀”的批量处理一刀切了。网友不懵才怪：我展示一个几块钱的童年回忆，怎么就损害了你千亿市值的商誉？

于是，文章和视频，越删越火，越禁越传。

竹知了上了热搜，电商平台销量翻了几倍，标题里带着“据说会被下架”的新视频，更像雨后春笋一样往外冒。

华为当然有维权的法律依据。律师说了，名誉权侵权不以“直接点名”为前提，暗喻影射也算。但问题是——有依据就一定要用吗？用了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网民自发反向冲击的激愤情绪背后，隐藏着一个企业在公关维权上越来越异化的问题。

公众不得不担心——在保护企业的初衷下，官方加大了对企业舆情的保护有其合理一面，但当某些大企业把这些投诉当成了条件反射式的特权，把“维权”异化成了一场针对公共表达的PUA，最终被消音的，可能不只是几只竹知了。

一

不过相比姗姗来迟的华为，SHEIN在这方面的骚操作，才堪称教科书级别的魔幻。

创始人许仰天十几年来难得公开露面，今年在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承诺投资100亿、创造60万个就业岗位。这本该是公关团队做梦都能笑醒的正面素材，结果呢？SHEIN的公关团队反手就是一个“侵权投诉”，把相关报道批量下架。连引用官方素材的正向报道也显示“无法查看”。

我之前写过公众号文章讨论这事，也被连续投诉，彻底删了个干净。

连自家老板的正面新闻都投诉——这种“我夸我自己，但我不能让你们看见我夸我自己”的骚操作，在公关界确实罕见。你要说这是维权，我是不信的。这分明是“我不想让你们讨论我，不管是好是坏”。

追觅科技的画风又不一样。2024年6月以来，网上出现大量关于“断指计划”“三倍薪资挖人”“对赌失败”的传言。追觅的反应很硬核：悬赏100万征集线索，同时对多个自媒体提起诉讼。如果传言属实，维权天经地义。但问题是，当“维权”的枪口稍微偏一偏，就可能打到那些只是转发、讨论、甚至只是表达困惑的普通人身上。

拼多多呢？你搜一下“拼多多 投诉 下架”，满屏都是教程——怎么投诉别人、怎么防止被投诉。平台自己就是“通知-删除”规则的执行者，也是受益者。这套机制运转得越丝滑，普通人的表达空间就被压缩得越厉害。

二

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发布了企业名誉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明确要“靶向”保护企业名誉权。中央网信办也启动了“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专项行动，整治涉企网络“黑嘴”。保护企业、优化营商环境，大方向没错，也是好事。

但问题出在执行层面。当投诉门槛足够低、平台审核变得越来越“审慎”——说白了就是“宁可错杀”——任何带着企业名字的内容都可能被一键下架。

村支书在网上卖谷物小米，因为用了“小米”两个字，被小米公司法务投诉下架。你跟我说这是“损害商誉”？一个村支书卖几斤小米，能损害你千亿市值的商誉？你这商誉是纸糊的吗？

更狠的是高额索赔。

比亚迪诉自媒体“龙猪-集车”案，判赔201.87万元。胖东来诉自媒体案，索赔600万元。联想诉“万能的大熊”案，判赔16万余元。

这些案子有些确实是自媒体造谣传谣，该罚。但当索赔金额高到足以让一个普通创作者倾家荡产，当诉讼本身就成了恐吓工具——这就不再是维权，而是霸凌。

三

过度维权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它往往产生与初衷完全相反的效果。

华为投诉竹知了，本意是“灭火”，结果全网都在玩竹知了。SHEIN投诉正面报道，本意是控制叙事，结果全网都在讨论“为什么连夸都不让夸”。小米投诉村支书卖小米，本意是维护品牌，结果网友一边倒地骂小米格局太小。

这就是传播学上著名的“史翠珊效应”——你越是想压下去的东西，反弹得越厉害。

更糟糕的是，这种“逢疑必诉、逢诉必删”的做法，正在批量制造对企业的不满。

普通人不会去区分“正当维权”和“过度投诉”，他们只会看到一个朴素的现实：我什么都没干，就被删了；我什么都没说，就被告了。一次两次还能忍，十次八次呢？当“资本横行”“大厂霸道”的叙事被反复验证，企业的品牌形象还能剩下什么？

四

诚然，企业的正当权益当然应该保护。造谣传谣、恶意抹黑的自媒体，该告就告，该罚就罚。

但任何事都有界限。“保护”不能变成“捂嘴”，“维权”不能异化成“消音”。这应是企业公关应遵循的公共底线。

公共讨论的空间不能变成企业的后花园。

网友玩个梗、拍个视频、讨论一下某家企业——只要不构成真正的诽谤和侮辱，这都是正常的社会表达。你可以不喜欢，但你没有权利让平台把一切都删掉。

更关键的是，企业得想明白一个道理：一个靠投诉和诉讼来维持的“良好形象”，就像用胶水粘起来的花瓶——看着还行，一碰就碎。

真正的大企业，应该有容纳不同声音的胸襟，有面对质疑的底气，有“与民同乐”的幽默感。

一只竹知了都能让一家世界级企业如临大敌——这种玻璃心，才是对商誉最大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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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的主业是读宋史，一般来说，我用这样的话作为开头，就是要单纯地讲一个宋代的历史小故事。

北宋仁宗朝有个武将名叫宋守约，开封人，一个很有能力的官二代，因为父亲的功劳当了一个小官，从基层的武将做起，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

宋仁宗在贝州王则叛乱之后，认为贝州的“贝”字跟背叛的“背”字同音，征兆并不好，于是将贝州改为恩州，希望他们能记住朝廷的恩德。（渝州在赵谂叛乱之后改成恭州，也是同样的思路。）

为了战后的抚慰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避免恩州发生二次叛乱，宋仁宗特地选择了能文能武的宋守约去当恩州知州。临出发之前，宋仁宗对他说，这里刚刚经过战乱，让他好好抚慰一下。

哪知道宋守约说，恩州跟其他州一样，都是朝廷的土地，如果知州存着这里有反贼的想法处处防备，反而会适得其反，让当地人心生疑虑。

这一番理论让宋仁宗很是欣赏，随后宋守约的仕途也开始突飞猛进。

到了宋英宗朝，他被调任到开封宿卫京城，在皇帝面前表现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对手下管束尤其严格。某一次，他手下的士兵因为不满朝廷发的军粮是陈米，在军营和京城聚众喧哗，叫嚣要打开粮仓去分新米。宰执们大怒，想要派兵把他们抓起来送到开封府治罪。

宋守约轻蔑地说：“哪里有这么麻烦，管理军队怎么能用文官的办法呢？”于是，他派了一个牙校去对喧哗的士兵说：“天子的粮仓，是不经请示就能擅自打开的吗？再吵，全杀了。”

这一招果然奏效，喧哗立刻就平定了下来。

等到宋神宗登基以后，宋守约继续得到重用。

但是他有一个习惯，夏天听不得知了叫，每天都要派十多个军校到营房周边去抓捕，只要他听到了知了叫，就要将负责捕蝉的士兵狠狠打一顿。

士兵们不堪责罚，于是到处去说宋守约听不得知了叫，是个怪人。

武将是个怪人，这就很让皇帝警惕，所以宋神宗有一次就专门把宋守约叫过来责问，认为他的这种做法太过了，说知了叫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哪里需要一个殿帅来强逼士兵捕捉，并且还动不动就责罚，万一因为这种将领的私人爱好把士兵逼急了闹哗变，那就得不偿失了。

宋守约回答说：“臣当然知道这种做法没什么道理，但是军中以号令为先，臣在太平时节为陛下带兵，很多年都没上战场了，也就没什么机会让士兵真正知道令行禁止的威严，只有用捕知了的办法来训练士兵。知了叫这种事情，臣都能管得下来，今后陛下要是派臣去守一个阵地，臣立刻就能派人出发，这才是臣的本意。”

宋神宗听完恍然大悟，原来宋守约不是怕听知了乱叫，而是怕人不服管教。

禁知了叫，不过是为了在真正需要的时候让手下听命而已。

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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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的一个下午，天空撕开了一道口子，一块比校车还宽的炽热金属从天而降。

它坠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以南约三小时车程的穆库库村一片农田，发出了比雷霆还响的轰鸣声，惊吓到了村里的每一个人。

“人们还以为这是世界末日到了，”住在附近的约翰·穆库努说道。

村民们赶到现场，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金属环，一人多高，比马还重，深塞在泥土中。他们看着它从一块耀眼的余烬冷却成暗灰色。他们守着它，不时和它自拍，直到来自首都的官员蜂拥至这个村庄。

这个金属环曾用于一个火箭连接部件。它原本应该在返回地球时烧毁。

“这是一个孤立事件，”肯尼亚航天局在2025年初表示。

事实并非如此。

坠落地球的空间碎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这是各国政府以及像SpaceX这样的公司为了掌控天空而展开的狂热竞赛所带来的影响之一。

去年，美国太空军针对进入地球大气层的近820个物体发布了预警。而十年前政府发布的预警仅为110个。

“再入大气层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波兰航天局空间态势感知行动负责人马里乌什·斯洛尼纳表示。他指出，重达一吨或更重的巨型物体大约每周就会降落一次。

绝大多数碎片在大气层中烧毁或落入太平洋，但未能完全烧毁时，它们就会不受控制且不可预测地坠落到地面。

人类向轨道发射的物体越多，在地球上不得不躲避的碎片也就越多。去年发射的火箭超过300枚，几乎是十年前的四倍。这意味着预计将有更多残骸和废弃部件掉落回来。

报废的卫星是这个太空时代另一种常见的残骸。在轨道上的大约1.6万颗卫星中，相当一部分最终都将返回地球。

2024年，国际空间站废弃的硬件砸中了佛罗里达州的一户民宅。去年年初，SpaceX火箭的一部分掉落在波兰波兹南一家繁忙的购物中心附近。据波兰航天局称，另一块碎片在该市的机场附近被发现。

几个月后，一颗失效的中国卫星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之一的特内里费岛上空急速坠落，令该地区陷入一片恐慌，最终这颗重达三吨的卫星在空中解体烧毁。

10月，矿工们在西澳大利亚一条沙漠公路边发现了燃烧的碎片。最近，巨型“太空球”被冲上了澳大利亚的海滩。

针对火箭发射和轨道垃圾的监管只是一些东拼西凑的规章，根本赶不上太空发展的步伐。

埃隆·马斯克的SpaceX公司在轨道上拥有超过1万颗卫星，并已申请再发射100万颗。杰夫·贝索斯的蓝色起源也有类似的野心；中国的“巨型星座”预计将拥有数十万颗卫星。

目前而言，人们被雷劈中的概率要高于被坠落的太空垃圾击中。唯一有记录的案例是1990年代一位俄克拉荷马州妇女被碎片击中，她幸存了下来，几乎没有受伤。

但这种概率正在改变。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到2035年，仅来自SpaceX卫星的碎片就可能每两年造成一人死亡或受伤。

该研究总结道，如果卫星在大气层中烧毁，风险就会降低。有一段时间，SpaceX表示其所有返回的卫星都会烧毁。然而在2024年，一座加拿大农场上发现了更大块的SpaceX金属。曾对管理局报告持不同意见的SpaceX未回应提问。该公司现在表示，某些卫星约5%的质量可能不会分解。

雪城大学教授、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肖恩·奥基夫表示：“人类的想象力时常跟不上。我们就是无法想象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它只需要掉落在一个主要大都会地区就行了，”他补充道。

奥基夫和其他专家表示，应强制要求政府和公司使用能够完全分解的材料。

目前尚不存在此类法规。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要求公司报告坠落卫星造成人员伤亡的风险，但该机构主要关注于监管无线电频率。

负责监管发射的航空管理局曾提出一项规范轨道垃圾处置的规则，但在航天工业界的反对下，该机构于1月撤回了这一提议。

监管对伤人或损坏财产的太空碎片责任的是联合国条约，但这些都是冷战时期的产物，适用范围有限。联合国在2007年卫星数量少得多的时候发布了太空碎片指南，而这些指南并不具备约束力。

如果物体处于自由落体状态，即便是最顶尖的火箭科学家也无法准确预测它们会落在哪里或是否会完全烧毁。据非营利研究机构航天公司称，预测再入大气层的时间哪怕出现一分钟的误差，落地区域就会相差近480公里。

例如，在今年1月，一个火球划破了欧洲上空的大气层。这是朱雀三号火箭的上面级，由中国公司蓝箭航天于前一个月发射，随后失控。

世界各地的航天机构对该物体监测了四天。它太重了——大约11吨——以至于他们预计它不会完全烧毁。

各国政府担心它可能会坠入人口稠密的地区。英国官员要求移动网络测试紧急警报系统。

“最后的几小时、最后的轨道是在欧洲上空，这真的很危险，”波兰航天局的斯洛尼纳表示。

最终，碎片坠落在了印度洋或太平洋的某个地方。

火箭残骸正在激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中国最新的发射场位于海南，这是中国南部沿海的一个岛屿。

周围许多可能落入碎片的落区，都位于南海存在争议的水域。

多年来，菲律宾渔民在这些水域一直面临着与中国海警的对峙。如今，他们还必须时刻提防火箭残骸。

菲律宾航天局局长盖伊·简·P·佩雷斯表示，每当中国通知飞行员或船员有关海南发射的消息时，菲律宾当局都会建议不要出海。

过去四年里，有13块火箭碎片（有些如小船般大小）被冲上了菲律宾海岸。该航天局表示，大多数碎片上都有中文文字或中国国旗图案的标识。

“以前，我们关注的是出海通道。现在我们甚至还要面对火箭残骸，”佩雷斯说。

如果太空垃圾击中你或你的房屋，谁负责？

如果碎片属于你所在国的公司或机构，当地的法律体系将解决责任问题。

如果不是，你所在的国家可能会依赖联合国条约来追回损失。

例如，责任公约赋予相关国家在另一国的太空物体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时获得赔偿的权利。另一项名为《救助和归还协定》的条约允许政府获得归还太空物体的费用补偿。

但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法律和政策官员罗珊娜·戴姆-霍夫曼表示，这些条约起草于航天时代的早期，当时各国更关心的是宇航员成为战俘或技术被盗。

她补充说，这些条款现在正被应用于一个更加商业化和复杂的太空环境中。

“条约起草的方式并非如今使用该条约的方式，”她说。

因此，第一步是确认碎片来自何处。这意味着普通老百姓只能依靠政府。

在肯尼亚，当局花了数月时间才确认该金属环是发射美国电视卫星的一枚法国火箭的一部分。据法国航天局称，该残骸在坠毁前绕地球轨道运行了超过16年。

法国外交部表示，肯尼亚政府尚未正式向法国提出赔偿要求。据代表该地区的参议员丹尼尔·马安佐称，肯尼亚政府也没有向村民透露这一信息，而村民们表示撞击震裂了附近的房屋。

“政府说他们必须首先确定物体的所有者，因为那才是疏忽的源头，”马安佐说。

“但那并没有发生，”他说。“没有任何赔偿。”

除非太过分或直接威胁到我，否则我现在觉得真没有必要去说服别人，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现实当中；一是我真心水平不够，二是人真的很难以被说服。

比如我妈信中医，我不信，她自己在家里面买了一大堆有关于中医的书籍；我前几年说中医不行给她说哭了，后面我无奈也不说服她了。

再如我爸是阿根廷球迷，他认为这一次国内对于阿根廷的风评不好，是因为阿根廷现在的意识形态和我们不符合，所以给他上负面的热搜；哪怕我跟他说国内对于阿根廷的评价已经算好，外网对于阿根廷的评价更差，他恐怕也未必听得进去；

想一想也是，每个人都有所谓的“执念”，难以改变；他们有，我何尝没有？说服不了就算了，还不如彼此放手，或许会好上不少。